1 雾岛来信我第一次见到雾岛，是在一个连阳光都懒得穿透云层的初秋早晨。
轮渡像一片被风揉皱的叶子，在灰蓝色的海面上晃了三个小时。海水从清澈变成墨绿，
再沉成一片望不到底的深蓝，最后连天空都被雾气吞掉，只剩下白茫茫一片，
像世界被人按了暂停键。船靠岸时，码头上只有一个穿藏青色制服的老人，
手里拎着一盏快要熄灭的马灯，雾气沾在他花白的眉毛上，像落了一层细雪。“新来的邮差？
”他声音沙哑，像被海风磨过。我点点头，把肩上的帆布包往上提了提。
包里只有一套换洗衣物，一本翻旧的笔记本，还有一封皱巴巴的调令。
调令上的字很简单：调往雾岛邮政所，任期不定，负责全岛信件投递。
我原本是城里邮局的普通职员，
每天面对堆积如山的包裹、扫码枪滴滴的响声、人群拥挤的吵闹。
三个月前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躺了半个月，康复后，我主动申请了最偏远的岗位。
领导看了我一眼，没多问，直接盖了章。他们大概觉得，我这种沉默寡言、不爱交际的人，
就适合被扔到一个连信号都时有时无的岛上。雾岛很小。后来我才知道，整座岛绕一圈，
步行也只需要两个多小时。岛上没有公路，只有几条被踩得光滑的石板路；没有汽车，
只有几辆吱呀作响的自行车；没有商场，没有外卖，没有二十四小时便利店，
甚至连稳定的手机信号都算是奢侈品。岛上住了不到一百户人。大多是老人，
少数几个不肯离开的中年人，还有一两个被父母留在祖辈身边的孩子。“岛上的人，走的多，
回来的少。”老邮差林伯带我去邮政所时，一路都在叹气，“以前邮差换得比换季还快，
最长的待了半年，最短的第二天就跑了。”我没说话。我不是来跑的。我是来躲的。
城里有我不想见的人，有我不想回忆的事，有每天睁开眼就压得人喘不过气的生活。
雾岛的雾这么浓，刚好能把一切都遮住。邮政所在岛中央，一栋两层的小木楼，
墙面被海风蚀得发白，门口挂着一块掉了漆的木牌：雾岛邮政所。里面很小，
一张掉漆的木桌，一个铁皮柜子，两把椅子，墙上挂着一本泛黄的日历，
日期停留在去年冬天。“以后，这里就是你的了。”林伯把一串生锈的铜钥匙放在我手心，
钥匙很凉，“岛上没什么快递，就信件。”我嗯了一声。“有件事，我得提前跟你说。
”林伯忽然压低声音，眼神变得奇怪，“雾岛有个规矩。”“什么规矩？”“有些信，
不能问，不能查，只管送到。”他顿了顿，补充了一句，“就算收信人，早就不在了。
”我愣了一下。“什么意思？”林伯没解释，只是指了指铁皮柜子最下面一层：“那里的信，
都是老信，几十年了。每到雾最重的时候，就会有人把信放在邮筒里，没有寄件人，
没有电话，只有一个名字和地址。”“没有人签收，怎么送？”“你送到门口就行。
”林伯说，“雾岛的人都懂。”那天下午，林伯简单教我认了认路，就坐上了离开的轮渡。
他走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像同情，又像惋惜。“小伙子，”他喊，
“雾大的时候，别乱走，别乱听，别乱信。”我站在码头上，风把我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
轮渡消失在雾里，海面重新恢复安静。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真的被世界暂时遗忘了。
没有消息，没有催促，没有必须回复的微信，没有必须完成的工作。只有海，雾，风，
和一座安静得过分的小岛。我回到邮政所，拉开铁皮柜子。最下面一层，
果然放着一叠用麻绳捆好的信。信封大多泛黄，边角磨损，有的甚至连邮票都没有。
我随手抽出一封。收信人：苏晚卿，雾岛西巷三号。没有寄件人，没有日期，
只有一行清秀的字迹，像被人写了无数遍。我把信放回去，锁上柜子。那时我还不知道，
这些无人认领的信，会成为我在雾岛最漫长、也最温柔的秘密。2 第一封回信雾岛的日子，
慢得像海水流淌。每天早上六点，我准时起床，打扫邮政所，烧一壶热水，泡一杯淡茶。
然后打开邮筒，取出里面不多的几封信，分类，整理，再挎上绿色的邮包，出门投递。
岛上的路很好记。东头是码头，南头是海边礁石，西头是一片老房子，北头是一片松树林。
岛上的人也很好认。每个人都有固定的习惯，固定的路线，固定的表情。
卖早点的阿婆每天清晨会在路口摆一张小桌，
卖热腾腾的海鲜粥和葱油饼；看灯塔的陈叔每天傍晚都会爬上灯塔，
把灯点亮；住在西巷的老婆婆，每天都会坐在门口择菜，看见我就笑，
塞给我一把刚摘的青菜。他们对我很客气，也很疏离。像对待一个迟早会离开的过客。
我也习惯了沉默。投递完信件，我就回到邮政所，看书，写日记，听窗外的风声和海浪声。
岛上没有网，我反而睡得格外安稳。直到第七天，雾岛起了一场罕见的大雾。从凌晨开始，
雾就像潮水一样漫上来，淹没房屋，淹没道路，淹没海岸线。能见度不足三米，
连近在咫尺的房子，都只剩下模糊的影子。风里带着潮湿的咸味，吹在脸上，凉得刺骨。
我本来打算不出门。可打开邮筒时，我看见了一封陌生的信。信封是白色的，很干净，
和那些泛黄的老信不一样。上面没有寄件人，只有一行字：雾岛邮政所，转 林深。林深。
是我的名字。我心里猛地一跳。除了邮局领导，没有人知道我来到雾岛，
更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我在城里没有朋友，没有亲人，没有谁会特意写信到这种地方。
我捏着信封，指尖微微发抖。信封很薄，里面只有一张纸。我拆开，
一行字迹映入眼帘——你不必知道我是谁，只需要帮我送一封信。地址：西巷三号，苏晚卿。
没有落款，没有多余的话。我盯着“苏晚卿”这三个字，忽然想起林伯说过的那些老信。
西巷三号，苏晚卿。原来真的有人，还在给她写信。我犹豫了很久。大雾封岛，路不好走，
而且林伯说过，有些收信人，早就不在了。可我看着那封信，不知为何，
心里生出一种奇怪的执拗。我穿上外套，挎上邮包，推开了门。雾大得可怕。
脚下的石板路湿滑，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四周静得可怕，
只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和呼吸声，连海浪声都被雾隔在了远处。西巷三号，
是一栋孤零零的老木屋。木门破旧，窗棂上爬满枯萎的藤蔓，院子里长满杂草，
看起来荒废了很多年。我站在门口，伸手敲了敲门。
“咚——咚——咚——”声音在雾里散开，没有任何回应。我又敲了几下，还是没人。
按照规定，查无此人或无人签收的信件，应该退回邮政所，登记留存。可我看着手里的信，
忽然不想退。我轻轻推了一下门，门没有锁，吱呀一声开了一道缝。里面很黑，
积了薄薄一层灰，空气中弥漫着陈旧木头和潮湿的味道。我把信轻轻放在门口的石阶上，
压上一块小石子。做完这一切，我转身准备离开。就在这时，
身后忽然传来一声极轻极轻的——“谢谢。”声音很软，像雾一样，轻飘飘的，
几乎听不真切。我猛地回头。空无一人。门依旧半开，院子里杂草丛生，雾气缓缓流动，
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我站在原地，心脏跳得飞快。是风吹的？是幻觉？还是……我不敢多想，
快步离开了西巷三号。回到邮政所，我喝了好几口热水，才勉强镇定下来。那天晚上，
我失眠了。耳边反复回荡着那一声轻飘飘的“谢谢”，挥之不去。我开始好奇。苏晚卿是谁？
给我写信的人又是谁？为什么明明看起来荒废的房子，会有那样的声音？雾岛的平静，
从那天起，被悄悄打破。3 无人居住的房子第二天，雾散了一些。我出门投递时，
特意绕到西巷三号。昨天放在门口的信，不见了。石阶干干净净，像从来没有放过东西。
我心里一紧，走到门口，轻轻敲门。“请问……有人在吗？”里面静悄悄的。我推开门，
探头往里看。还是和昨天一样，陈旧，昏暗，空旷，没有一点有人居住的痕迹。
桌子上积着灰，椅子倒在一边，墙角结着细小的蜘蛛网。唯一不一样的是——窗台角落，
放着一个干净的白瓷瓶，里面插着一枝刚摘的野菊。野菊新鲜得很，花瓣上还带着露水。
绝对不是昨天就有的。我站在屋子里，莫名觉得后背发凉。这座房子，明明看起来无人居住，
却有人收信，有人插花。“有人吗？”我又喊了一声。声音在空屋子里回荡，没有回应。
我退出房子，关好门，心里充满了疑惑。回到邮政所，我翻出林伯留下的旧登记本。
本子很旧，纸页发黄，记录着几十年来雾岛所有住户的信息。我一页一页翻。
终于找到了——苏晚卿，女，原住西巷三号，1965年出生，1987年离开雾岛。
只有短短一行。没有照片，没有更多备注。1987年离开，到现在，已经快四十年了。
那我昨天送的信，是谁收了？那一声谢谢，是谁说的？窗台的野菊，又是谁插的？
一连串的问题，像雾一样缠在我心里。那天下午，我在路口碰到了每天卖海鲜粥的阿婆。
阿婆人很和善，看我脸色不太好，给我盛了一碗热粥。“小伙子，是不是不适应岛上的雾？
”她问。“阿婆，”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我想问一下……西巷三号，现在住着人吗？
”阿婆舀粥的手，忽然顿住了。她抬起头，眼神变得奇怪，像听到了什么不该提的名字。
“你去西巷三号了？”她声音压低。“嗯，送一封信。”阿婆沉默了很久，
才慢慢开口：“那房子……空了快四十年了。”“四十年？”我装作惊讶，
“可是我昨天把信放在门口，今天就不见了。”阿婆的脸色微微发白。“小伙子，
听阿婆一句劝，以后别再靠近那房子，也别再送那里的信。”她语气认真，
“雾岛的老人都知道，西巷三号，不太平。”“不太平？是什么意思？”阿婆摇摇头，
不肯再说：“别问，问了对你没好处。记住，别去，别碰，别好奇。”她不再说话，
低头专心煮粥，无论我怎么问，都不肯再开口。我捧着热粥，却觉得浑身发冷。林伯说，
有些信，就算收信人不在了，也要送到。阿婆说，西巷三号，不太平。而我，
明明听见了谢谢，看见了新鲜的野菊。这座看起来安静温柔的雾岛，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那天晚上，我又收到了信。还是白色的信封，还是没有寄件人，还是写给我的。
谢谢你帮我送信。她收到了，很开心。麻烦你再送一封，还是西巷三号。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故事。我捏着信，指尖发烫。好奇心像野草一样疯长。我害怕，
却又忍不住想知道。我在城里的生活，像一潭死水，每一天都一模一样，没有惊喜，
没有意外，连难过都变得麻木。而雾岛，虽然偏僻，虽然诡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