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那天下午，我从北京回到老家县城。
火车晚点四十分钟，出站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出站口挤满了接人的车和人，卖糖葫芦的老头缩在墙角抽烟，旁边是几个举着牌子的黑车司机，牌子上用马克笔写着“王庄刘集赵屯”之类的村名。我拖着行李箱往外走，脚下的水泥地裂缝里长出了枯黄的草，踩上去嘎吱嘎吱响。
我爸站在出站口最边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藏青色羽绒服，双手抄在袖筒里，脖子缩着，像一只冻僵了的鸵鸟。看见我，他咧嘴笑了一下，露出常年抽烟熏黄的牙。
“回来了？”
“嗯。”
“走，车在那边。”他接过我的行李箱，转身就往停车场走。我跟在后面，看着他佝偻的背影，羽绒服后背上有块巴掌大的污渍，不知道是油还是别的什么。
我爸开的是那辆买了八年的五菱宏光，车门要用力摔才能关紧。车里比外面还冷，座椅冰凉，我坐上去打了个哆嗦。他拧钥匙打火，发动机吭哧吭哧响了半天才着，暖风开到了最大，吹出来的风却是温吞吞的，带着一股子霉味。
“你奶在家等着呢。”他说。
“嗯。”
“一大早就开始忙活，炖了你爱吃的排骨。”
“嗯。”
“今年过年，你二姑她们都回来，一大家子人。”
“嗯。”
他就不再说话了，专心开车。车窗外的县城灰扑扑的，沿街的店铺都挂着红灯笼，贴着烫金的福字，可那红色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显得格外单薄，像是一种徒劳的挣扎。路上没什么人，偶尔有一两个骑着电动车的身影，后座上绑着年货，匆匆驶过。
县城不大，从火车站到我家那片老家属楼，开车不到十分钟。楼是九几年盖的，外墙的马赛克掉了不少，露出里面灰黑色的水泥。院子里没有停车位，我爸把车停在路边，我拖着行李箱往里走，他跟在后面，手里拎着两箱我从北京带回来的特产——一箱稻香村的点心，一箱不知真假的真空烤鸭。
楼道里的灯坏了，黑咕隆咚的。我摸黑爬上四楼，刚站稳，门就开了。
奶奶站在门口。
她穿着一件暗红色的棉袄，领口磨得起了毛边，头发比上次回来时又白了许多，几乎是全白了，稀稀拉拉地盘在脑后。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一道一道的，眼睛却亮着，看见我的那一刻，那点亮光晃了晃。
“小军回来了！”她声音不大，却颤颤巍巍的，像有什么东西在里头滚。
“奶。”我叫了一声。
她伸手来拉我，手冰凉冰凉的，骨节突出，皮肤像一层薄薄的纸，底下的青色血管隐约可见。我被她拉进门，屋里的暖气扑面而来，带着一股熟悉的、混杂着煤球炉和腌酸菜的味道。
“快进来快进来，外头冷。”她一边说一边蹲下身子要去给我拿拖鞋。
“我自己来。”我赶紧拦住她。
她直起腰，站在旁边看着我换鞋，眼神一刻不离，像是怕我一眨眼就会消失似的。换好鞋，我直起身，她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脸，那粗糙的触感让我本能地想往后躲，但忍住了。
“瘦了。”她说，“在北京不好好吃饭吧？”
“吃了，没瘦。”
“瘦了，脸上都没肉了。”她固执地说，然后转身往屋里走，“饿了吧？饭马上就好，你先坐着歇会儿。”
我看着她往厨房走的背影，脚步比记忆里慢了许多，每一步都像是要花点力气才能迈出去。左脚落地的时候微微顿一下，然后才是右脚。我盯着那只脚看了几秒，忽然意识到，奶奶真的老了。
不是以前嘴上说的那种“老了”，而是真正的、不可逆转的那种老。
我把行李拖进我那屋——其实是以前我和奶奶一起住的那间小屋，后来我去北京，这屋就空着了。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床单是新换的，带着洗衣液的香味，枕头上还放着一件叠好的秋裤，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给我买的。窗台上摆着一盆绿萝，叶子绿油油的，跟窗外灰秃秃的冬天形成鲜明对比。
我站在屋里发了会儿呆，听见外面厨房里锅碗瓢盆的响动，还有我爸开门出去的声音——大概是去买烟或者躲清静去了。
过了一会儿，奶奶在厨房喊我：“小军，来吃饭！”
火车晚点四十分钟，出站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出站口挤满了接人的车和人，卖糖葫芦的老头缩在墙角抽烟，旁边是几个举着牌子的黑车司机，牌子上用马克笔写着“王庄刘集赵屯”之类的村名。我拖着行李箱往外走，脚下的水泥地裂缝里长出了枯黄的草，踩上去嘎吱嘎吱响。
我爸站在出站口最边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藏青色羽绒服，双手抄在袖筒里，脖子缩着，像一只冻僵了的鸵鸟。看见我，他咧嘴笑了一下，露出常年抽烟熏黄的牙。
“回来了？”
“嗯。”
“走，车在那边。”他接过我的行李箱，转身就往停车场走。我跟在后面，看着他佝偻的背影，羽绒服后背上有块巴掌大的污渍，不知道是油还是别的什么。
我爸开的是那辆买了八年的五菱宏光，车门要用力摔才能关紧。车里比外面还冷，座椅冰凉，我坐上去打了个哆嗦。他拧钥匙打火，发动机吭哧吭哧响了半天才着，暖风开到了最大，吹出来的风却是温吞吞的，带着一股子霉味。
“你奶在家等着呢。”他说。
“嗯。”
“一大早就开始忙活，炖了你爱吃的排骨。”
“嗯。”
“今年过年，你二姑她们都回来，一大家子人。”
“嗯。”
他就不再说话了，专心开车。车窗外的县城灰扑扑的，沿街的店铺都挂着红灯笼，贴着烫金的福字，可那红色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显得格外单薄，像是一种徒劳的挣扎。路上没什么人，偶尔有一两个骑着电动车的身影，后座上绑着年货，匆匆驶过。
县城不大，从火车站到我家那片老家属楼，开车不到十分钟。楼是九几年盖的，外墙的马赛克掉了不少，露出里面灰黑色的水泥。院子里没有停车位，我爸把车停在路边，我拖着行李箱往里走，他跟在后面，手里拎着两箱我从北京带回来的特产——一箱稻香村的点心，一箱不知真假的真空烤鸭。
楼道里的灯坏了，黑咕隆咚的。我摸黑爬上四楼，刚站稳，门就开了。
奶奶站在门口。
她穿着一件暗红色的棉袄，领口磨得起了毛边，头发比上次回来时又白了许多，几乎是全白了，稀稀拉拉地盘在脑后。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一道一道的，眼睛却亮着，看见我的那一刻，那点亮光晃了晃。
“小军回来了！”她声音不大，却颤颤巍巍的，像有什么东西在里头滚。
“奶。”我叫了一声。
她伸手来拉我，手冰凉冰凉的，骨节突出，皮肤像一层薄薄的纸，底下的青色血管隐约可见。我被她拉进门，屋里的暖气扑面而来，带着一股熟悉的、混杂着煤球炉和腌酸菜的味道。
“快进来快进来，外头冷。”她一边说一边蹲下身子要去给我拿拖鞋。
“我自己来。”我赶紧拦住她。
她直起腰，站在旁边看着我换鞋，眼神一刻不离，像是怕我一眨眼就会消失似的。换好鞋，我直起身，她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脸，那粗糙的触感让我本能地想往后躲，但忍住了。
“瘦了。”她说，“在北京不好好吃饭吧？”
“吃了，没瘦。”
“瘦了，脸上都没肉了。”她固执地说，然后转身往屋里走，“饿了吧？饭马上就好，你先坐着歇会儿。”
我看着她往厨房走的背影，脚步比记忆里慢了许多，每一步都像是要花点力气才能迈出去。左脚落地的时候微微顿一下，然后才是右脚。我盯着那只脚看了几秒，忽然意识到，奶奶真的老了。
不是以前嘴上说的那种“老了”，而是真正的、不可逆转的那种老。
我把行李拖进我那屋——其实是以前我和奶奶一起住的那间小屋，后来我去北京，这屋就空着了。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床单是新换的，带着洗衣液的香味，枕头上还放着一件叠好的秋裤，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给我买的。窗台上摆着一盆绿萝，叶子绿油油的，跟窗外灰秃秃的冬天形成鲜明对比。
我站在屋里发了会儿呆，听见外面厨房里锅碗瓢盆的响动，还有我爸开门出去的声音——大概是去买烟或者躲清静去了。
过了一会儿，奶奶在厨房喊我：“小军，来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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