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予我十年风雪，我赠他一室沉香

二十一岁，我生下儿子周慕辰。

二十三岁，他毅然飞往战火纷飞的海外战区，去搏一个他所谓的赫赫战功。

而我留在了风雪交加的北方小城，照顾他偏瘫在床的父亲，刚学会走路的儿子，还有那间摇摇欲坠的老中医馆。

这一熬，就是整整十年。

每年初冬，我都会亲手熬制一罐上好的紫草冻伤膏，托跨国安保物流，连夜送到中东某绿区周氏防务公司的指挥部。

可今年，替我送药的退役老兵却在电话里语气闪躲，最后还是没忍住叹息：“嫂子，我在周指挥官的安全屋别墅外面，看到个四五岁的小女孩，穿着迷你迷彩服，正骑在周哥脖子上撒娇要吃冰淇淋。”

我坐在深夜的熬药炉前，手背被滚烫的砂锅烫出一个燎泡。

想起这些年他在卫星电话里敷衍的“阵地交火期”、“防线离不开人”、“年底休战一定回”。

原来哪怕是再对症的伤药，隔着几万公里的硝烟，也会失了药效。

时间长了，连那个曾经把你护在怀里、说要用军功章给你换荣耀的男人，也变了心。

我办了极其繁琐的签证，飞往那个勉强算作和平区的中转城市。

在那片戒备森严的富人区外，我坐在街角的露天咖啡馆里，隔着铁丝网，守了整整一下午。

看着那个穿着战术背心的女人牵着小女孩走出来，看着周景泽的防弹越野车停在路口，他大步下车，满眼宠溺地从女人手里接过孩子，将小女孩举过头顶逗她放声大笑后，才把她放进车里。

“妈，你看够了没？赶紧买票回国吧，安安稳稳做你的首长夫人不好吗？”不知什么时候，十三岁的周慕辰拉开对面的椅子坐下，满脸烦躁地喝着手里的冰水。

我看着这个我拿命生下来的儿子，五脏六腑都在往外渗着寒气，原来他早就知情。

这几年打着去海外参加战术夏令营、看望父亲的幌子，其实早就轻车熟路地融进了那个“一家三口”。

在那个家里，只有我像个不识趣的小丑。

我没接他的话，直接穿过马路，向门口的持枪警卫报了名字，按下了安全屋的门铃。

周景泽亲自开的门，在看清我脸的那一刹那，他眉眼间的笑意瞬间凝固，连手里把玩的弹壳都砸在了昂贵的波斯地毯上。

“景泽，外面谁啊？”那个女人趿拉着军靴走出来，靠在他身后，眼神从诧异转为防备。

我面无表情地弯下腰，从旧帆布包里拿出一本发黄的记账本，重重拍在玄关的储物柜上。

里面贴满了他出国这十年间，我替他父亲垫付的上百张重症监护室催款单，还有每一笔打给他做早期买装备和雇人资金的银行流水。

最上面夹着他前年拿下第一片防区时寄回来的明信片，上面写着：“等我授衔，我接你来享福。”

周景泽慌乱地上前一步，死死攥住我的手腕：“林芷，你听我说……”“免了。”

我一根根掰开他的手指，冷漠得没有一丝起伏，“我只是顺路来通知你，明年的冻伤膏，不必等了。”

那间中医馆我不打算再替他撑着了，就像这十年守寡一样的婚姻，我连一天都不想再熬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