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了我8年的继父塞给我一张银行卡(张建军刘梅)已完结小说_打了我8年的继父塞给我一张银行卡(张建军刘梅)小说免费在线阅读

他脸上还带着我昨天砸他留下的淤青，却没再骂我一句。

只是把一张银行卡，硬生生塞进我手里。

“60万。”

他声音发哑，“拿着钱，今晚就跑。”

我冷笑：“怎么，怕我考上大学报警？”他却死死盯着我，一字一句地说——“你妈不是你亲妈。”

我愣住了。

继父又塞给我一张车票，手在发抖：“凌晨三点，去临州。”

“别带手机，别联系任何人。”

就在我以为这只是他的新把戏时，他低声补了一句，让我后背瞬间发凉——“因为高考结束那天，你会死。”

我叫陈默，今年十八岁，锦州市第三中学高三九班的学生。

八年前的那个秋天，我十岁，父亲车祸去世刚满百天。

母亲带着我嫁给了做建材生意的张建军。

婚礼很简单，就在家里摆了两桌。

我记得张建军摸着我的头说：“以后你就是我亲儿子。”

他说这话时，手上还戴着父亲留下的手表——母亲说那是父亲“留给他的念想”。

新家很大，复式楼，有个小花园。

我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墙上贴满蓝色星空壁纸。

张建军带来的女儿张莉比我小两岁，住我对门。

第一天吃晚饭时，张莉把不爱吃的胡萝卜全挑到我碗里，母亲笑着说：“小默让着妹妹。”

这种“让着”很快蔓延到生活的每个角落。

第二年春天，张建军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

有天晚上我在房间写作业，听见他们在客厅吵架。

“陈默一年光学费就两万多，还有补习班！”“那你让他别上了！反正也考不上好大学！”“你疯了？他才十一岁！”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成了这个家的累赘。

十二岁生日那天，张建军送了我一双篮球鞋。

我很开心，穿着在小区里跑了一下午。

晚上洗脚时才发现鞋码小了整整两号，脚趾磨出三个水泡。

母亲看了一眼说：“新鞋都这样，穿穿就松了。”

后来我在张莉的衣柜里看到了那双鞋的正品——她那双才是对的尺码，而我脚上这双，是楼下超市处理的瑕疵品。

第一次挨打是十三岁。

张莉考了班级第六，我考了第二。

晚饭时张莉摔了碗：“凭什么他考得比我好？他每天晚上肯定偷看书！”张建军喝多了酒，抄起皮带就抽过来。

我没躲，因为母亲就坐在旁边，安静地夹着一筷子青菜。

皮带扣打在脊梁上的声音，闷闷的，像打在装满棉花的麻袋上。

从那以后，挨打成了家常便饭。

成绩超过张莉要挨打，吃饭多夹了肉要挨打，甚至下雨天忘记收张莉晾在阳台的裙子也要挨打。

母亲总在事后给我涂药，一边涂一边说：“你张叔叔压力大，你多体谅。”

药膏凉凉的，她的手指也凉凉的。

十六岁那年冬天，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张建军书房的抽屉从来上锁，但那天下雨，他急着出门见客户忘了锁。

我在里面看到了父亲的死亡鉴定书复印件——和当年母亲给我看的那份不一样。

这份的“事故原因”栏里，写着“刹车系统人为破坏”七个字，后面打了个问号，又用红笔画掉了。

我把鉴定书放回原处，手抖得几乎拿不住纸。

那天晚上张建军回来得很晚，醉醺醺地冲进我房间：“你翻我书房了？”我摇头。

他盯着我看了足足一分钟，突然笑了：“你长得越来越像你爸了。”

那是他第一次提起我父亲。

高考前三个月，学校要求交六百块资料费。

母亲说家里紧张，让我跟班主任说缓两天。

我听见她在阳台打电话：“……我知道，再等等，高考结束就彻底解决了。”

那笔保险金……保险金。

父亲去世后，保险公司赔了九十万。

母亲当时哭着说这笔钱要存着供我上大学，谁都不能动。

上周二，我在张莉的手机里看到了购物记录——一条九千块的裙子，付款人是“妈妈”。

而我的校服裤子已经短到脚踝上方，母亲说“男孩子长得快，将就穿到毕业”。

昨天是高考前最后一天上课。

放学时张莉和她那几个跟班堵住我：“听说你想考临州大学？就你？”她推了我一把：“我爸说了，你哪儿也去不了，这辈子就待在锦州伺候我们。”

我没忍住，把书包砸了过去。

烟灰缸是在混乱中飞出去的，砸在张莉额头边上的墙上，碎片溅起来划伤了张建军的脸。

他当时没说话，只是盯着我，眼神像在看一个死人。

晚上母亲破天荒做了七菜一汤，全是我爱吃的。

她不停给我夹菜：“小默，明天好好考，妈相信你。”

张莉在一旁翻白眼，张建军一直低头喝酒。

现在，半夜十一点三十七分，我站在自己狭小的房间里，手里捏着一张六十万的银行卡和一张去临州的车票。

窗外在下雨，淅淅沥沥的，像八年前父亲葬礼那天的雨。

卧室门又被敲了两下，刘梅的声音带着试探：“小默？睡了吗？”我深吸一口气，把银行卡塞进袜子里，车票揣进贴身口袋。

“睡了。”

我说。

门外安静了几秒，脚步声渐渐远去。

我靠在门上，慢慢滑坐到地上。

膝盖抵着胸口，这个姿势让我想起小时候父亲抱着我讲故事的样子。

他已经模糊成一张泛黄照片里的笑脸，而我手里攥着的这张卡，冰凉，坚硬，带着张建军掌心的汗渍。

六十万。

锦州市一套小公寓的首付。

一个普通人六七年的工资。

也刚好是父亲保险金九十万，扣除我这八年学费生活费后，大概剩下的数目。

窗外的雨声越来越急。

我摸黑收拾书包——身份证，准考证，两支笔，还有父亲留下的那块老式机械表。

表早就停了，指针永远停在两点二十七分。

母亲说那是父亲去世的时间。

衣柜里没什么像样的衣服，最贵的那件羽绒服还是前年张莉嫌款式旧不要了才给我的。

我把它塞进塑料袋，想了想，又拿出来穿上。

凌晨一点。

整个房子静得能听见水管里水流过的声音。

我轻轻拉开门，走廊的声控灯没亮——张建军昨天说灯泡坏了，还没来得及换。

黑暗像浓稠的墨，裹着我从熟悉的家具轮廓间穿过。

经过主卧时，我听见里面传来压抑的争吵声。

“……必须今晚送走！”“可明天就高考了，监考老师会发现……”“管不了那么多了！那边已经等不及，要是让他们知道陈默还——”声音突然低下去，变成模糊的咕哝。

我贴着墙站了足足三分钟，直到腿开始发麻，才继续挪向大门。

防盗门的锁舌发出轻微的“咔哒”声，在寂静中显得格外刺耳。

我僵在原地，心跳如擂鼓。

主卧的门没开。

楼梯间的感应灯一层层亮起，又一层层熄灭。

我跑出单元楼，雨水瞬间打湿了头发。

小区门口停着几辆等客的出租车，司机趴在方向盘上打盹。

“去哪儿？”被我叫醒的司机打了个哈欠。

我张了张嘴，临州两个字在舌尖滚了滚，最后变成：“火车站。”

车子驶过湿漉漉的街道。

凌晨的锦州市空旷得像一座废墟，只有二十四小时便利店的灯光还亮着，像黑海里孤独的灯塔。

我盯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霓虹招牌，突然想起明天语文作文可能会考的题目——“家”。

书包里还有昨晚准备的作文素材：孟母三迁，岳母刺字，朱自清的父亲翻越铁道买橘子。

老师在讲台上动情地说，家的意义在于无条件的爱与庇护。

我摸了摸袜子里的银行卡。

车在火车站广场停下。

付钱时司机看了眼我身上的校服：“明天高考吧？这个点来火车站？”“接人。”

我说。

他点点头，没再多问。

也许他见过太多深夜出现在车站的奇怪乘客，一个穿着校服的高中生不算什么。

候车大厅里人不多，几个农民工模样的人靠在大包行李上打鼾，售票窗口前排着四五人的队伍。

电子显示屏上，开往临州的K583次列车显示“正在检票”。

我排在队伍末尾，前面的中年妇女回头看了我好几眼。

“学生娃，一个人出门？”“嗯。”

“家长呢？”“在后面。”

我说。

她狐疑地转过头去。

轮到我了，我把身份证和车票递进窗口。

售票员是个扎马尾的年轻姑娘，她看了看车票，又抬头看我：“你这票……是别人帮你买的？”我心里一紧：“怎么了？”“没什么，就是这趟车很少人坐，基本都是旅游团包车。”

她把证件还给我：“5号候车室，快点，车快开了。”

5号候车室在最里面。

我穿过长长的通道，脚步声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

拐弯时，我不经意瞥见身后不远处有个人影闪了一下——穿黑色夹克，戴着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

我加快脚步。

检票口已经没人了，检票员正准备关门。

“快点快点！”她不耐烦地挥手。

我冲过去，车票在闸机上刷出绿光。

站台上的灯昏黄昏黄的，雨丝在灯光里斜斜地飘。

K583次列车像一条绿色的长蛇，安静地卧在轨道上。

车厢门口站着列车员，正在核对最后几个乘客的车票。

我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窗。

对面坐着一对老夫妻，老太太靠在老爷子肩上睡着了。

我把书包抱在怀里，盯着窗外站台上越来越少的旅客。

黑衣男人没有出现。

列车缓缓启动，站台的灯光向后滑去，越来越快，最后连成一条模糊的光带。

锦州市在雨夜中渐渐缩小，消失在地平线尽头。

我松开一直攥着的拳头，掌心里是四个深深的指甲印。

老太太醒了，眯着眼看我：“孩子，一个人出远门啊？”“嗯。”

“去临州干啥？”“上学。”

我说完顿了顿，“可能。”

她笑了笑，没再追问。

老爷子递过来一个苹果：“吃吧，年轻人长身体。”

我接过苹果，道了谢，却没吃。

只是把它放在小桌板上，看着它随着列车行进微微颤动。

车厢里的灯暗了下来，大多数乘客都睡了。

我掏出手机——张建军让我别带，但我还是带了。

关机状态下，它只是一块冰冷的金属和玻璃。

开机键按下去，屏幕亮起。

没有信号，列车正在穿过隧道。

我打开相册，里面只有三张照片：父亲墓碑，去年的全家福，还有上周拍的班级毕业照。

全家福里，张建军的手搭在我肩上，笑容标准得像房产中介的宣传照。

母亲挽着他的胳膊，张莉靠在她另一边。

我站在最边上，肩膀微微塌着，那是长期挨打养成的习惯性姿势——缩小受击面积。

隧道过去了，信号格跳动起来。

微信图标上跳出红色数字：25条未读消息。

全是班级群里的，同学们在互相加油，发各种表情包。

没有一条私聊。

往下滑，母亲的头像静悄悄的。

最后一条消息是昨天中午：“晚上早点回来，妈炖了汤。”

我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然后关掉手机，重新塞回书包夹层。

窗外天边泛起鱼肚白。

雨停了，云层裂开缝隙，漏出几缕金色的晨光。

列车广播开始播报：“各位旅客，前方到站临州站，请下车的旅客提前做好准备……”老太太拍拍我的手：“到了孩子，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点点头，背上书包。

银行卡在袜子里硌着脚踝，提醒我它的存在。

六十万。

不是亲生的母亲。

明天你会死。

这三句话在我脑子里循环播放，像坏掉的唱片。

列车慢慢停稳。

我跟着人流走下站台，临州车站比锦州的大很多，穹顶高阔，清晨的阳光从玻璃天窗倾泻而下。

到处都是拖着行李的旅客，嘈杂的人声混着广播声，充斥着每一个角落。

我站在出站通道中央，突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身后传来行李箱轮子滚动的声音，有人轻轻撞了我一下。

“对不起。”

是个女孩的声音。

我侧身让开，看见一个扎马尾的女生拖着个大箱子，箱子上还贴着航空托运的标签。

她冲我抱歉地笑笑，匆匆往出口走去。

就在她经过我身边时，我瞥见箱子侧面贴着的行李牌——姓名栏写着：刘梅。

和母亲一样的名字。

女生很快消失在人群里。

我站在原地，脑子里一片空白。

是巧合吗？全国叫刘梅的人成千上万。

可是。

可是她的侧脸，笑起来嘴角的弧度，甚至拖箱子时微微倾斜的肩膀——都和我记忆里，二十岁照片上的母亲一模一样。

出站口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

我摸出手机，开机，信号满格。

微信图标上的数字变成了26。

新消息来自一个陌生号码，凌晨三点二十七分发来的：“陈默，我是张叔叔。”

如果看到消息，马上回电话。

关于你爸的死，我还有很多事没告诉你。

还有，千万别相信你包里那张身份证——那不是你的。

我猛地顿住脚步，翻出钱包。

身份证在夹层里，照片上是我十四岁时的脸，名字是陈默，地址锦州市和平路32号。

一切看起来毫无破绽。

除了签发日期——那是我父亲去世前两个月。

而父亲去世后，我家就搬离了和平路。

人群从我身边涌过，奔向各自的方向。

我站在临州车站广场中央，手里攥着一张六十万的银行卡，一张过期的身份证，和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信息。

晨光越来越亮，把整个广场照得一片金黄。

我抬起头，第一次看清这座陌生的城市。

高楼玻璃幕墙反射着阳光，像无数只眼睛，冷冷地注视着这个浑身湿透、不知所措的少年。

背包里，机械表的指针依然停在两点二十七分。

但我知道，时间其实一直在走。

从未停过。

我追出车站时，那个叫刘梅的女生已经不见了。

广场上的人群像退潮般散开，只剩下几个拉客的旅店老板在招徕生意。

“小伙子，住店吗？六十一晚，有热水！”一个瘦黑的男人凑过来，眼睛瞥向我身上的校服。

我摇摇头，攥着手机往公交站走。

张建军的短信还停留在屏幕上，每个字都像针一样扎眼。

身份证不是我的？可照片上分明是我十四岁的脸——比现在稚嫩，头发更短，眼神里还带着点没被完全打碎的倔强。

我把身份证举到阳光下仔细看。

塑封边缘有点起皮，照片的像素确实不太清晰，锦州市公安局的印章颜色比同学的要浅一些。

但这些能说明什么？也许是批次不同，也许是保管不善。

手机震了一下，又是那个陌生号码：“别回锦州。”

也别相信任何说你妈坏话的人。

钱够你用一阵子，找个地方先住下。

我盯着这行字，手指在回复框上悬了半天，最终只打了三个字：“为什么？”发送失败。

红色感叹号跳出来——号码已经注销。

公交车来了，我随便跳上一辆。

投币时才发现身上只有两张百元整钞，司机不耐烦地摆手：“没零钱就下去！”后排一个大妈递过来两个硬币：“学生娃，我帮你给。”

她指了指我胸前的校徽：“高考生吧？怎么跑临州来了？”“探亲。”

我接过硬币，投进钱箱。

车缓缓启动。

我坐在最后一排，看着窗外陌生的街道。

临州比锦州大得多，高楼一栋挨着一栋，玻璃幕墙在上午的阳光下闪闪发亮。

但我突然想起张建军说过的一句话：“越亮的地方，影子越黑。”

那是他第三次打我之后说的。

那天我躲在阁楼哭，他拎着啤酒瓶上来，坐在我对面。

我以为又要挨打，他却只是喝酒，然后说了这么一句没头没尾的话。

现在想来，也许他早就想告诉我什么。

车到了终点站。

我跟着人群下车，发现自己站在一片老城区。

街道窄，电线像蜘蛛网一样横在半空，两旁的店铺还挂着九十年代的招牌。

空气里有油炸食物的味道。

我在巷口找到一家小旅馆，“永安旅社”四个字的霓虹灯坏了一半。

前台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正戴着老花镜看报纸。

“住店。”

我把身份证递过去。

老太太接过身份证，对着光看了好一会儿，又抬头看我：“本人吗？”“是。”

“不像啊。”

她把身份证推回来，“这照片上的人，左眼角有颗痣。”

你没有。

我愣住了。

拿回身份证仔细看——照片上的少年，左眼下方确实有个淡淡的黑点。

而我脸上干干净净，一颗痣都没有。

“可能……可能照片拍的时候有脏点。”

我的声音有点干。

老太太盯着我看了几秒，最终叹了口气：“算了，七十一天，押金一百。”

四楼408，热水晚上七点到九点。

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墙上贴着发黄的世界地图。

我把书包扔在床上，整个人瘫坐下来。

身份证摊在掌心，那个黑点清晰可见——不是脏污，是照片本身就有。

手机这时响了。

是母亲。

我盯着屏幕上跳动的“妈”字，直到铃声快要结束才接起来。

“小默？”母亲的声音很轻，背景音里有电视节目的声音，“你在哪儿？”“……同学家。”

我说，“明天考试，一起复习。”

“哦。”

她顿了顿，“你张叔叔昨晚喝多了，说的那些胡话别往心里去。”

他这个人……压力大。

我听见电话那头有细微的摩擦声，像有人在旁边走动。

“妈。”

我突然问，“我左眼角是不是有颗痣？”电话那头安静了足足五秒。

“怎么突然问这个？”“就是问问。”

“你小时候有的。”

母亲的声音变得很远，“两岁那年发烧，去医院打针，后来痣就慢慢淡了。”

怎么突然问这个？“没什么。”

我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准考证找到了吗？”“找到了，在你书桌抽屉里。”

你也是，这么重要的东西……她开始絮絮叨叨地说考试要带的东西，铅笔要2B的，橡皮要干净的，水杯不能是金属的。

这些话说了一百遍，可今天听起来格外刺耳。

“妈。”

我打断她，“我爸的保险金，还剩多少？”电话里的声音戛然而止。

“你问这个干什么？”母亲的语气冷了下来。

“就是想知道。”

“九十万，这些年供你读书、生活费，早就用完了。”

她说得很快，“你别想这些，好好考试。”

考完就回家，妈给你炖鸡汤。

“张莉也喝吗？”我听见自己问。

电话被挂断了。

忙音嘟嘟地响着，像心跳监测仪最后的直线。

我坐在床上，看着手机屏幕暗下去。

窗外传来小贩的叫卖声，某个孩子的哭声，自行车的铃铛声。

这些声音裹在一起，变成模糊的背景音。

我从袜子里掏出那张银行卡。

深蓝色，印着“四海银行”的字样，右下角有个手写的数字：600000。

背面签名栏空着，磁条处有些划痕。

六十万。

父亲保险金九十万，扣除八年学费生活费，差不多就是这个数。

张建军说“就当这八年我欠你的”——他是在用父亲的钱，买我的离开。

不对。

如果只是想让我走，为什么要在高考前夜？为什么要说“你会死”？为什么要强调母亲不是亲生的？我躺倒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一块水渍。

它像一张扭曲的人脸，眼睛的地方刚好有两个霉点。

我就这么看着，直到眼睛发酸。

傍晚时我出门找吃的。

巷子口有家面馆，老板娘正在捞面。

“吃什么？”“牛肉面。”

“十六。”

我递过去一百块。

老板娘找钱时多看了我两眼：“学生？不是本地人吧？”“来考试的。”

“哦。”

她把找零和面一起推过来，“高考好啊，考出去就别回来了。”

面很咸，我吃了几口就放下。

邻桌两个建筑工人在聊天，说工地又拖欠工资，说孩子上学要交赞助费。

其中一个突然提高音量：“大不了鱼死网破！老子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下意识摸了摸袜子里的卡。

硬硬的边缘硌着脚踝，提醒我它的存在。

回旅馆的路上，天已经黑了。

老城区的路灯隔很远才有一盏，光晕昏黄昏黄的，照不亮脚下的路。

我走得很慢，耳朵竖着听身后的动静——从面馆出来就感觉有人跟着，脚步声不远不近，保持着十米左右的距离。

拐进巷子时，我闪身躲进一个门洞。

脚步声靠近，然后停住。

我从门缝里看见一个黑影站在巷口，左右张望，然后点了一支烟。

打火机亮起的瞬间，我瞥见他的脸——三十来岁，下巴有道疤。

不是张建军。

那人抽完烟，转身走了。

脚步声渐渐远去。

我在门洞里又蹲了五分钟，才慢慢走出来。

巷子空荡荡的，只有一只黑猫蹲在垃圾桶上，眼睛在黑暗里发着绿光。

回到房间，我反锁了门，又搬来椅子抵住。

窗外能看见对面楼的灯火，一扇扇窗户亮着，里面的人在吃饭、看电视、辅导孩子写作业。

正常的家庭，正常的生活。

而我坐在这个七十块一天的房间里，手里捏着一张来路不明的银行卡和一张不属于自己的身份证。

手机又震了。

这次是张莉发来的微信：“陈默你个怂货，有本事别跑啊。”

爸都气病了，妈哭了一晚上。

你满意了？我盯着屏幕，手指在键盘上敲敲删删，最终一个字也没回。

她又发来一条：“你以为跑了就没事了？我告诉你，你爸——”消息到这里断了。

不是撤回，是打到一半没发完。

我等了十分钟，没有下文。

打过去，关机。

我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步。

七步走到门口，转身，七步走到窗边。

墙上的地图被窗外的风吹得微微晃动，南美洲板块掀起一角，露出后面发黄的墙面。

我撕开那角地图。

墙面上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已经模糊不清，但能勉强认出：“408房客2019.5.10到此一游人生如梦”。

2019年。

四年前。

写字的人现在在哪儿？他的人生是什么梦？门突然被敲响。

我浑身一僵。

“查房。”

是个男人的声音，“派出所的，开门。”

我屏住呼吸，慢慢挪到门边，从猫眼往外看。

走廊灯坏了，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穿着深色衣服。

“身份证登记有问题，开门配合检查。”

敲门声加重了。

我的手摸向门锁，又停住。

老太太登记时只说“不像”，没说不让住。

派出所查房怎么会一个人来？怎么会这个时间？“稍等，我在穿衣服。”

我说着，轻手轻脚地搬开椅子，然后冲向窗户。

这是四楼。

楼下是个塑料雨棚。

我爬上窗台时，门外的敲门声变成了撞门声。

来不及多想，我闭眼跳了下去。

雨棚“轰”的一声塌了，我摔在一堆垃圾袋上，腐臭味扑鼻而来。

爬起来就往巷子深处跑，身后传来开窗的声音和男人的叫喊：“站住！”我没回头。

巷子像迷宫，左拐右拐，黑暗吞噬了所有方向感。

最后我躲进一个废弃的报亭，缩在角落里大口喘气。

脚步声从远处传来，又渐渐远去。

我摸出手机，屏幕在黑暗里亮起刺眼的光。

凌晨一点三十七分。

银行卡还在。

身份证也在。

书包……书包落在旅馆了。

里面有准考证，有父亲的手表，有我从家里带出来的所有东西。

我靠在冰凉的铁皮墙上，突然很想笑。

笑出来了，声音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像某种动物的呜咽。

报亭的玻璃碎了，夜风吹进来，带着远处夜市烧烤摊的烟火气。

我透过破洞往外看，能看见一小片夜空。

没有星星，云层很厚，可能要下雨了。

手机就在这时响了。

一个本地号码。

我犹豫了三秒，接起来。

“陈默？”是个女人的声音，很年轻，“我是刘梅。”

今天在车站撞到你的那个。

我握紧手机。

“别说话，听我说。”

她的语速很快，“你现在有危险，不能回旅馆。”

去建设路156号，那儿有家“流年书店”，找老板说你要借《锦州市志》1999年版。

他会帮你。

“你是谁？”我终于问出来。

“我是……”她停顿了一下，“一个知道真相的人。”

关于你父亲，关于你母亲，关于你为什么必须离开锦州。

“张建军让你找我的？”电话那头传来一声短促的笑：“张建军？他现在自身难保。”

她压低声音：“听着，你只有今晚的时间。”

明天天亮之前如果还没拿到东西，就永远拿不到了。

“什么东西？”“你父亲留下的东西。”

她说，“在书店老板那儿。”

快去，别相信任何人。

电话挂了。

我盯着渐渐暗下去的手机屏幕，掌心全是汗。

建设路156号，流年书店，《锦州市志》1999年版。

这些词像密码一样刻进脑子里。

报亭外的街道空无一人。

远处有狗叫，近处有老鼠爬过垃圾袋的窸窣声。

我慢慢站起来，腿因为刚才的跳跃还在发软。

走出报亭时，天上开始掉雨点。

很小，很密，打在脸上凉丝丝的。

我朝着巷口的光亮走去。

书包没了，准考证没了，父亲的手表没了。

但我口袋里还有六十万，还有一张不属于自己的身份证，还有一个陌生女人的指引。

雨下大了。

路灯的光晕在雨幕里化开，像一团团昏黄的雾。

我跑起来。

鞋子踩进水洼，溅起的泥水打湿了裤脚。

这个场景很熟悉——八年前父亲葬礼那天，我也这样在雨里跑，跑向一个再也回不去的家。

建设路在城南，离这里三公里。

我一边跑一边想，书店老板长什么样？他要给我什么？父亲留下了什么？为什么1999年的市志这么重要？问题太多了，像这场雨一样劈头盖脸砸下来。

跑到第二个路口时，我停下来喘气。

雨幕中，街对面的便利店还亮着灯。

玻璃门上贴着红色标语，24小时营业。

我摸了摸口袋，还有吃面找的零钱。

推门进去时，风铃叮咚响。

收银台后坐着个打瞌睡的年轻人，眼皮都没抬。

我走到最里面的货架，拿了瓶水，又拿了袋面包。

经过杂志区时，我瞥见当地报纸的头版标题：《锦州大桥维修工程启动，1999年事故档案将重新调查》。

1999年。

父亲是2010年去世的。

但我突然想起，父亲生前在交通局工作，负责的正是桥梁安全检查。

而他去世前三个月，被临时抽调参与某个“历史事故档案整理”项目。

母亲当时还抱怨：“都过去多少年的事了，还翻出来干什么。”

父亲只是笑笑：“工作嘛。”

结账时，收银员终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学生？这么晚还在外面跑。”

“嗯。”

“小心点。”

他找零时说，“最近这一片不太平。”

我接过零钱，推门出去。

风铃又叮咚一声，门在身后关上，把便利店的光和温暖都关在里面。

雨还在下。

我站在屋檐下，拧开水瓶喝了一大口。

水是温的，带着塑料的味道。

对面街道的阴影里，有个红点一闪一闪——有人在抽烟。

我拉上兜帽，转身走进雨里。

这次没有跑，只是快步走着。

右手始终插在口袋里，握着那张硬硬的银行卡。

六十万。

一个父亲生命的价钱。

一个儿子逃亡的启动资金。

一个真相的入场券。

我想起张建军塞给我卡时的手——粗糙，颤抖，指甲缝里还有洗不掉的油漆渍。

他打了八年，骂了八年，最后用一个真相和一笔钱，把过去八年全盘推翻。

这比继续打我，更让我难受。

建设路的灯牌在雨幕中渐渐清晰。

156号是个老式骑楼，二楼窗户亮着灯，“流年书店”四个字是手写的，在雨夜里泛着昏黄的光。

我站在马路对面，看着那扇窗。

窗后有人影晃动。

一个，两个。

好像在说话，又好像在找东西。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身份证。

照片上那个眼角有痣的少年，在塑封膜后面静静地看着我。

他是谁？如果我不是他，那我又是谁？雨越下越急，打在地上溅起细密的水花。

街道空旷得像世界的尽头。

我深吸一口气，走向那扇亮着灯的门。

流年书店的门是木质的，推开时发出绵长的吱呀声，像老人关节的叹息。

书店里很暗，只有柜台上一盏绿罩台灯亮着。

灯光照出飞舞的灰尘，和满墙高及天花板的书架。

空气里有旧纸张、霉斑和檀香混合的味道。

一个老人坐在柜台后，戴着老花镜，正在修补一本脱了线的书。

“打烊了。”

他头也不抬。

“我想借《锦州市志》。”

我说，“1999年版。”

老人的手停了一下。

他慢慢抬起头，透过镜片看我。

那目光很锐利，像能刺穿皮肉看到骨头。

“那本书不外借。”

“有人让我来取。”

“谁？”“一个叫刘梅的人。”

我说出这个名字时，紧紧盯着他的脸。

老人摘下眼镜，用衣角慢慢擦拭。

“刘梅让你来的？”“是。”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突然笑了，笑容里有些说不清的东西：“你等会儿。”

说着起身，颤巍巍地走向书架深处。

他的背影佝偻，在昏黄的灯光下拉得很长。

我站在柜台前，手插在口袋里，摸着那张银行卡。

门外的雨声变小了，淅淅沥沥的，像无数细针扎在玻璃上。

墙上的钟指向凌晨两点二十七分。

老人回来了，手里没拿书，却拿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边缘已经磨损发毛。

他把档案袋放在柜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你父亲留下的。”

他说。

我伸手去拿，他却按住了袋子。

“陈默，你今年十八岁？”“是。”

“你父亲去世十一年了。”

老人的手指在档案袋上轻轻敲着，指甲泛黄，“这十一年，有人问过你父亲的事吗？”“没有。”

“一次都没有？”我想了想。

母亲不提，张建军不提，亲戚们也都避而不谈。

就连清明扫墓，母亲也只带我到墓前站五分钟，从不让烧纸。

“没有。”

老人点点头，松开了手。

“拿去吧。”

但别在这里看。

“为什么？”“因为不安全。”

他重新戴上眼镜，又变回了那个普通的书店老板，“从后门走，巷子通大路。”

记住，别信任何人，包括给你这个东西的人。

档案袋不厚，摸起来里面像是装了几张纸，还有个硬硬的小东西。

我把它塞进外套内侧口袋，贴肉放着。

冰凉的触感让我打了个寒颤。

“谢谢。”

“不用谢我。”

老人重新拿起那本脱线的书，“要谢就谢你父亲，他预付了保管费。”

“预付？”“1999年。”

老人穿针引线，手法娴熟，“那时候他就把这东西存在我这里了。”

说如果他出什么事，等他儿子十八岁高考前来取。

针线穿过书脊，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他……知道会出事？”老人抬起头，昏黄的灯光在他脸上投下深深浅浅的阴影。

“知道的人，往往第一个出事。”

我走出书店时，雨已经停了。

空气湿冷，路灯在水洼里投下破碎的光。

后门通向一条窄巷，两侧是高墙，墙上爬满枯藤。

我快步走着，脚步声在巷子里回响，像有人跟在后面。

口袋里的档案袋像块烙铁，烫得我胸口发疼。

父亲在1999年就预感到会出事？那时候我才两岁。

不，如果母亲不是亲生的，那“我”又是谁？那个眼角有痣的少年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