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满是腊月二十三到家的。那天过小年,火车晚点四十分钟,
他在县城火车站外的寒风里站了半个钟头,才等到那趟往镇上开的私人中巴。
中巴车里已经坐满了人,过道里堆着蛇皮袋和纸箱子,小满把自己的行李箱竖起来,
人靠着行李箱,站在车门边。车子颠了一个多小时,他就在车门边晃了一个多小时。
到镇上下车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街上没什么人,几家店铺门口挂着红灯笼,
里头亮着昏黄的光,卖烟花爆竹的摊子还开着,摊主缩在军大衣里刷手机。
小满拖着行李箱往家走,路过桥头的时候,看见老周家的按摩店还亮着灯。他停下脚步,
站在桥头的电线杆旁边,看了很久。按摩店的玻璃门上贴着一张褪色的红字:周氏推拿。
门口的台阶被蹭得发白。里头挂着那种老式的日光灯,光管两头已经发黑,灯光惨白惨白的。
隔着玻璃,他看见一个女人的影子,坐在柜台后面,低着头,像是在织毛衣。
小满没有走过去。他在电线杆旁边站了大概五分钟,手指头冻得发僵,才重新拖起行李箱,
往巷子里走。到家的时候,母亲正在厨房里下饺子。灶台上热气腾腾的,
窗户玻璃上糊满了水汽。父亲坐在堂屋里看电视,见他进门,抬头看了一眼,说:“回来了?
”“嗯。”“吃饭吧。”饭桌上摆着一碟酱菜,一碟花生米。母亲端上饺子,
三个人围桌坐着,电视里放着什么热闹的节目,没人说话。小满低头吃饺子,白菜猪肉馅的,
咸淡刚好。他吃了两碗,母亲问还要不要,他说不要了,把碗筷收进厨房。洗过脸,
他回到自己那屋。屋子还是老样子,床单被罩是新的,有股洗衣液的香味。他坐在床沿上,
发了会儿呆,然后掏出手机,翻到那个没有名字的号码,看了很久,又把手机搁下了。
窗外头,有人在放烟花。砰的一声,隔着玻璃也能听见。他抬起头,
看见一小簇火光在天上散开,红的绿的,亮一下,然后没了。腊月二十四,他去镇上赶集。
这是每年的规矩。腊月二十四是最后一个大集,要买对联、买福字、买香烛纸马。
母亲腿脚不好,这事儿一向是他去。他揣着母亲给的一百块钱,挤进人堆里,
买了该买的东西,又在卖干货的摊子上称了两斤核桃。往回走的时候,他又经过了桥头。
老周家的按摩店开着门。这回他看清了,柜台后面坐着的确实是个年轻女人,低着头,
手里拿着毛线,一针一针地织。门口台阶上晒着几双棉鞋,鞋底朝外。他站在桥这边,
看了很久。有人从他身边走过,是个老头,挑着担子,里头装着几棵白菜。老头看了他一眼,
没说话,走过去了。小满把手里的东西换了个手,往桥那头走过去。按摩店的门虚掩着,
他推门进去的时候,门上挂着的铃铛响了一下。柜台后面的女人抬起头,是个陌生的脸,
三十来岁的样子,梳着马尾辫,围巾裹到下巴。“按摩吗?”女人问。“不是,”小满说,
“我想问一下,原来的周师傅……还在吗?”女人打量他几眼:“周师傅?你说老周?走了。
”“走了?”“去年秋天走的。肺癌,查出来就是晚期,没拖多久。”女人低头织毛线,
“这店盘给我了,我姓吴,以前在镇医院做护士,后来医院改制,我就出来自己干。
你认识老周?”“认识。”小满说。他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问:“那……他闺女呢?
”“闺女?”女人想了想,“哦,你说周姐?她早就不在镇上了。老周走的那阵子,
她回来过,办完丧事就走了。听说去了南方,具体哪儿我也不清楚。”小满点点头。
他站在那儿,不知道还要问什么。柜台后面的女人也不说话,低着头织毛线,
毛线针碰在一起,发出细小的声响。“那我走了。”小满说。“慢走。”女人头也没抬。
他推门出去,门上的铃铛又响了一下。外头还是冷,太阳明晃晃的,
晒在身上没有一点儿热气。他把围巾往上拢了拢,拎着东西往回走。走到桥中间的时候,
他停下来,往下看。河已经冻上了,冰面上有小孩扔的石块,还有一只破鞋。他站在那儿,
站了很久,风从桥洞底下穿过来,把他的耳朵吹得通红。他想起很多年前,也是冬天,
他站在这桥上,周老师的闺女站在桥那头,手里拎着一袋橘子,朝他挥手。
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小满认识周老师的闺女,是因为眼睛。那年他十四岁,念初二。
有一阵子,他总觉得看黑板上的字是花的,眯着眼睛也看不清。班主任跟家里说了,
他妈带他去县医院查,一查,近视,两百度。医生说这么小就近视,得注意,配个眼镜吧。
县城配眼镜贵,他妈舍不得,听说镇上老周家的按摩店能治近视,就带他去了。
老周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瘦,有点驼背,手上力气大得很。他让小满躺在一张窄床上,
拿手指在他眼眶周围按,按得他直抽气。老周说,你这是用眼过度,没事儿,
按几个疗程就好了。老周的闺女那时候大概二十出头,在柜台后面收钱记账,
有时候也给客人倒水。她话不多,看见小满来,就点点头,笑一下,露两个小酒窝。
小满不知道怎么称呼她,就叫她周姐。周姐长什么样,他后来想过很多次。不是那种漂亮,
是看着舒服,眉眼淡淡的,皮肤白,头发扎成马尾,从来不化妆。她穿衣服也素净,
冬天是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领口那儿缝过两针,针脚很细。小满每个星期去三次,
放了学去,按完回家写作业。去的次数多了,跟周姐慢慢熟起来。有时候她忙,
顾不上招呼他,他就自己找个凳子坐,等老周把前头的客人按完。她忙完了,会给他倒杯水,
问一句:“今天作业多不多?”他说:“还行。”她就笑笑,又低下头去记账。
有一回他按完了,外头下大雨,他没带伞,站在门口等。周姐从里头出来,手里拿把伞,
递给他:“拿着,别淋着。”“那你呢?”“我等会儿下班,让我爸来接。
”她指指柜台后头,“伞你明天带回来就行。”第二天他去还伞,她已经下班了。老周说,
她今天有事,早走了。小满把伞搁在柜台上,走了。后来那把伞他又见过一次。是春天,
她撑着那把伞,从桥上走过去。他正好放学,骑着自行车从桥那头过来,两个人打了个照面。
她朝他挥挥手,他也挥挥手,自行车就冲下桥去了。他的近视没治好。按了两个月,再去查,
还是两百度。他妈说,别按了,浪费钱。小满就没再去。临走那天,他去了一趟按摩店,
想把这事说一声。老周不在,只有周姐一个人坐在柜台后头。他说,我不按了,我妈说没用。
她点点头,说:“那你以后写作业注意,别离太近。”他说好。她在柜台后头看了他一会儿,
忽然笑了:“你个子好像长高了。”他说是吗,没觉得。她说真的,你看你刚来的时候,
还没柜台高呢。他站在柜台前面,比了比,确实比柜台高了快一个头。他也笑了。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袋橘子,隔着柜台递给他:“拿着,路上吃。”他接过橘子,说了声谢谢,
转身走了。走到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她还在柜台后头坐着,手里拿着毛线,低着头,
一针一针地织。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她。过完年,小满初八就回了省城。
他在省城一家物流公司做仓管,活儿不累,工资也不高,一个月四千出头,
租个单间去掉一千二,剩下的刚够吃饭抽烟。他没什么野心,觉得这样也行。
公司里有个同事叫大伟,跟他住一个宿舍楼,两个人经常一块儿吃饭喝酒。大伟比他大几岁,
结过婚,又离了,儿子跟着前妻。喝多了酒,大伟就会念叨他儿子,说儿子成绩不好,
老师说上课老走神,不知道在想什么。小满不知道说什么,就闷头喝酒,听着。有一回,
大伟问他:“你怎么不谈对象?”他说:“没碰上合适的。”“你这年纪,该找了。
再拖两年,好的都让人挑走了。”他说:“不急。”大伟就笑:“你小子是不是心里有人?
”他没说话。大伟见他不吭声,也不问了,端起酒杯:“来,喝。”那天晚上,
小满回到宿舍,躺在床上睡不着。窗外的路灯照进来,天花板上有块光斑,忽明忽暗的。
他想起大伟那句话:心里有人。他也不知道算不算心里有人。周姐的样子,他记得很清楚,
又好像不太清楚。记得清楚的是她的笑,还有她递橘子给他时,手腕上那道浅浅的疤。
不清楚的是她的脸,他努力去想,总觉得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他想,
她应该早就结婚了吧。三十好几的人了,怎么可能还没结婚。说不定孩子都上小学了。
他又想,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他,那个来按眼睛的小男孩,个子还没柜台高。他翻了个身,
把脸埋进枕头里。四月初,公司派他去一趟南方,出个差,半个月。说是出差,
其实就是跟车,把一批货送到广州去。大伟说那地方热得很,你多带点短袖。
他回去收拾行李,翻出两件去年的T恤,洗得发白了,领口也松了,想想还是带上,
反正就是干活,穿给谁看。车子开了两天两夜。他坐在副驾驶座上,
看窗外头的风景一点点变,山变少,水变多,房子变高。司机是个老师傅,不爱说话,
一路上就放那些老歌,什么《心太软》,什么《九百九十九朵玫瑰》,翻来覆去地放。
小满听得耳朵起茧,也不好意思说换。到广州那天是傍晚。太阳还很高,热浪扑面而来,
他站在物流园门口,出了一身汗。老师在旁边抽烟,说:“找地方住吧,明天卸货。
”他在附近找了个小旅馆,六十块钱一晚,房间小得转不开身,空调嗡嗡响,
窗户外面就是高架桥,车来车往,吵得不行。他把行李放下,冲了个凉,躺在床上,
忽然想起一件事。周姐好像就是在南方。那个姓吴的女人说的,她去了南方,
具体哪儿不清楚。南方这么大,广东广西,福建海南,谁知道是哪儿。他躺了一会儿,
又坐起来,从包里掏出手机,打开地图,放大,看那些密密麻麻的地名。广州,深圳,东莞,
惠州,佛山……她在哪一个?他把手机扔在床上,又躺下去。第二天卸完货,
老师说要在广州歇两天,等下一批货装车。小满没事干,一个人在街上瞎逛。他去了北京路,
人挤人,两边全是卖衣服卖鞋的店,喇叭放得震天响。他逛了一圈,什么也没买,
又坐地铁去了珠江边。江边风大,比街上凉快。他找了个台阶坐下,看对岸的高楼,
一栋比一栋高,玻璃幕墙亮得晃眼。有游船从江上开过去,船上亮着灯,
隐约能看见有人在甲板上拍照。他坐了很长时间。太阳落下去,天边烧成一片红,
然后慢慢暗下来。对岸的楼亮起了灯,一盏一盏,密密麻麻的,像一大片发光的森林。
他忽然想,也许她就住在这城市里,也许就在他对面的某一栋楼里,亮着灯,做饭,看电视,
哄孩子睡觉。也许她根本不在这儿,在别的城市,别的街道,别的房子里。他想,
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他坐了那么久,直到江风吹得他有点冷,才站起来,往回走。
回去以后,日子照旧。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偶尔跟大伟喝顿酒,听他念叨儿子,
听他骂前妻,听他唉声叹气。偶尔自己一个人在宿舍里待着,看手机,看天花板,
看窗外的路灯。他妈打电话来,说家里好,让他别挂念。问他有没有找对象,他说没有。
他妈说,不小了,该找了。他说知道。他妈说,要不让你姨给你介绍一个,她单位有个姑娘,
人挺好的。他说,不用了。他妈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个周家的闺女?
”他没说话。他妈说:“我听说她不在镇上了,去了南方。你别等了,没用的。
”他说:“我没等。”他妈叹了口气,把电话挂了。他把手机搁在床头,躺下去,
看着天花板。他没等。他只是还没放下。他不知道这算不算等。等是有个目标,有个盼头,
有个日子。他没有。他不知道她在哪儿,不知道她过得好不好,不知道她记不记得他。
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是有时候会想起她。下雨的时候,想起那把伞。看见橘子的时候,
想起那袋橘子。冬天的时候,想起她坐在柜台后头织毛衣的样子。这些念头像水底的石头,
平时看不见,一低头,它们就在那儿,一动不动。八月份,大伟的儿子出了点事。
那孩子在学校跟人打架,把人打伤了,对方家长闹到学校,说要赔钱,要开除。
大伟急得不行,请了假就往学校跑,临走时让小满帮他顶几天班。小满连着加了三天班,
累得够呛。第三天晚上,他刚回宿舍躺下,大伟回来了,一进门就瘫在椅子上,半天没说话。
小满问:“怎么样了?”大伟说:“赔了八千。”“那孩子呢?”“记过,留校察看。
”大伟掏出烟,点上,狠狠吸了一口,“那小子,真不让人省心。”小满不知道该说什么。
大伟抽完一根烟,忽然说:“我今天跟那孩子谈了一下午。他说他不是故意打架的,
是那小子先骂他,骂他没妈,骂他妈跟人跑了。他就急了。”小满听着。
大伟说:“我听了心里头难受。这孩子,平时什么也不说,我以为他没事,
原来他心里头装这么多事。”小满说:“他跟你说了?”“说了。今天全说了。
”大伟把烟头摁灭,“他说他想他妈,又恨他妈,又不敢说。他说怕说了,我更难受。
”小满沉默了一会儿,说:“孩子挺懂事的。”“懂事有什么用?”大伟说,“懂事的孩子,
心里头苦。”那天晚上,小满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是这样的。
心里头有事,谁也不说。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怎么说。那些事情像一团乱麻,缠在心里头,
理不清,扯不断,只能由它在那儿。他想起周姐。她心里头有没有这样一团乱麻?
她后来为什么去了南方?她过得开心吗?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有些事情,过去就是过去了,
再怎么想,也回不去。九月的时候,公司来了个新同事,叫小敏。小敏是财务部的,
刚毕业的大学生,二十出头,圆圆的脸,说话声音细细的,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她来公司没多久,就跟所有人都混熟了,见谁都叫哥叫姐,嘴巴甜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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