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晚，今年二十四岁，在这座南方沿海城市的夜色歌厅做陪唱。没人会用真名在这里混，
晚晚是我的艺名，简单，好记，像深夜里飘在风里的一声轻唤，廉价又轻飘飘。
每天下午五点，我踩着七厘米的细高跟，从城中村逼仄的出租屋出发，
穿过满是油烟味的小巷，拐进灯火璀璨的商业街，
推开那扇镶着金边、写着“夜色”的玻璃门，我就不是林晚了。我是晚晚，
是客人眼里会唱歌、会倒酒、会陪着笑的陪唱小姐，是霓虹灯下一粒没人在意的尘埃。
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是凌晨四点，歌厅刚散场，刺鼻的烟酒味还粘在头发上、衣服上，
洗不掉。我坐在出租屋的小凳子上，对着掉了漆的镜子卸妆，睫毛膏晕开成黑色的泪痕，
粉底盖住了眼底的青黑，也盖住了我所有的狼狈。窗外的天刚泛起鱼肚白，这座城市醒了，
而我刚睡下。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我的人生是不是永远都活在昼夜颠倒的缝隙里，见不得光，
也摸不到暖。我出生在西南大山里的一个贫困村，那地方穷到什么地步？全村只有一条土路，
下雨就成泥塘，家里的土坯房漏风漏雨，屋顶的瓦片是父亲捡了半年的碎瓦拼起来的。
我有个弟弟，比我小六岁，父亲在我十岁那年上山砍柴摔断了腿，从此干不了重活，
家里的重担全压在母亲佝偻的背上。母亲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没文化，只会种地、喂猪，
起早贪黑，也只能勉强填饱一家人的肚子。我从小就知道，我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别人可以穿着新衣服上学，我只能穿表姐剩下的旧衣裳，洗得发白，
袖口磨破了边；别人放学可以疯玩，我要回家割猪草、喂鸡、做饭，帮母亲干农活。
读书是我唯一的盼头，我成绩好，从小学到初中，永远是班里的第一名，
老师说我是山里的金凤凰，能飞出大山。我信了，我拼了命地读书，想靠知识改变命运，
想让父母过上好日子，想让弟弟不用像我一样吃苦。可命运从来不会眷顾苦命的人。
初三那年，父亲的腿伤复发，引发了并发症，需要住院做手术，医药费要三万块。三万块，
在城里可能只是一件衣服、一顿饭的钱，在我们家，却是压垮整个家的大山。
母亲哭着求遍了所有亲戚，借遍了全村，只凑到五千块。弟弟那时候刚上小学，
正是花钱的时候，家里的猪卖了，粮食卖了，能卖的都卖了，还是不够。那天晚上，
母亲坐在灶台边，抹着眼泪跟我说：“晚晚，家里实在供不起你读书了，你是姐姐，
要让着弟弟，要帮衬家里。”我看着母亲花白的头发，看着父亲躺在床上痛苦的样子，
看着弟弟怯生生的眼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把书包里的课本抱在怀里，眼泪砸在书页上，
晕开了墨字。我知道，我的读书梦，碎了。第二天，我跟着村里的大姐南下打工，
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大山，第一次坐火车，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我以为我奔向的是希望，
没想到是另一个深渊。我进了一家电子厂，在流水线上做零件，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
两班倒，站得腿肿脚麻，手指被机器磨出了血泡，结了茧，一个月工资三千二，扣掉吃住，
只剩两千五。我每个月只留两百块吃饭，剩下的全都打回家里，给父亲治病，给弟弟交学费。
工厂的日子像机器一样重复，枯燥，压抑，食堂的饭菜永远是水煮白菜，
宿舍里八个人挤一间，汗味、脚臭味、泡面味混在一起，让人喘不过气。我熬了两年，
父亲的病好了些，弟弟上了初中，可家里的开销越来越大。弟弟要补课，要买资料，
母亲的身体也垮了，常年吃药，那点微薄的工资，根本填不满家里的窟窿。
我每天拼了命地加班，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只休息一天，可还是入不敷出。我看着身边的工友，
有的辞职去了饭店，有的去了商场，赚的都比工厂多，我开始慌了，我怕我撑不住这个家。
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遇到了阿霞。阿霞是我同村的姐妹，比我大五岁，
早几年出来打工，穿得光鲜亮丽，背着名牌包，妆容精致，
和工厂里灰头土脸的我们判若两人。她找到我，跟我说：“晚晚，别在工厂熬了，
累死累活赚不到几个钱，我带你去歌厅做陪唱，轻松，来钱快，一个月能赚工厂好几倍的钱。
”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拒绝。歌厅陪唱，在我们山里人的眼里，是不正经的工作，是丢人的，
是被人戳脊梁骨的。我摇着头说：“不行，那工作我做不了，我怕。”阿霞叹了口气，
跟我说：“晚晚，我知道你嫌丢人，可你想想家里，你爸的药，你弟的学费，你妈要吃药，
你在工厂熬死了，能撑多久？我在歌厅做了两年，只是陪客人唱歌、喝酒、聊天，不做别的，
靠自己的力气赚钱，不偷不抢，有什么丢人的？你要是放不下面子，家里人怎么办？
”那句话戳中了我的软肋。我整夜没睡，翻来覆去地想，想大山里的家，想父母的病，
想弟弟的未来。我不怕苦，不怕累，我怕的是我没用，怕的是我连家人都养不起。
面子值几个钱？在生存面前，所有的骄傲和尊严，都轻如鸿毛。第二天，我跟阿霞走了，
辞掉了工厂的工作，走进了夜色歌厅。那是我第一次踏进歌厅，金碧辉煌的装修，
晃眼的水晶灯，震耳欲聋的音乐，穿着暴露、妆容艳丽的女孩们来来往往，
空气中弥漫着香水、烟酒和化妆品的味道，陌生又让人恐惧。我穿着从地摊买的廉价连衣裙，
素面朝天，站在人群里，像个格格不入的丑小鸭。歌厅的领班叫红姐，三十多岁，妆容浓艳，
眼神犀利，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局促。她上下打量我，皱着眉说：“农村来的？没做过？
”我点点头，手心全是汗。“既来之，则安之。干我们这行，没那么多矫情。
”红姐扔给我一套衣服，是一条紧身的包臀裙，薄如蝉翼，“去换上，化妆，不会我教你。
从今天起，你叫晚晚，忘了你原来的名字，忘了你是山里的丫头，在这里，你要学会笑，
学会喝酒，学会哄客人开心，这就是你的工作。”我躲在更衣室里，换上那条裙子，
紧绷的布料裹着身体，让我浑身不自在。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陌生，廉价，狼狈，
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我用冷水洗了脸，逼着自己不哭，我告诉自己，为了家人，
我必须撑下去。红姐教我化妆，画粗重的眼线，涂鲜艳的口红，抹厚厚的粉底，
把我脸上的青涩和淳朴全都盖住。她教我穿高跟鞋，教我走路的姿势，教我怎么跟客人说话，
怎么倒酒，怎么唱歌，怎么在客人刁难的时候赔笑，怎么在客人动手动脚的时候巧妙躲开。
“记住，我们是陪唱，不是小姐，守住自己的底线，但是也别太较真。客人是上帝，
是给你送钱的人，得罪了客人，你就别想赚钱。”红姐的话，成了我在歌厅生存的准则。
我第一天上班，紧张得浑身发抖，坐在包厢的角落里，低着头，不敢说话。
客人是三个中年男人，喝得醉醺醺的，一进来就盯着我看，眼神油腻又放肆。“新来的？
叫什么名字？”一个大肚子的男人伸手摸我的脸，我猛地躲开，男人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装什么纯？出来做的还摆架子？”我吓得脸发白，手足无措，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红姐赶紧过来打圆场，笑着说：“王总，别生气，这丫头新来的，不懂事，我替她给您赔罪。
”说着，她给我使眼色，让我倒酒道歉。我咬着牙，端起酒杯，双手递过去，
声音哽咽：“对不起，王总，我错了。”男人接过酒，喝了一口，脸色才缓和了些。
那天晚上，我全程低着头，客人让唱歌我就唱歌，让倒酒我就倒酒，不敢说一句话，
不敢抬一次头。散场的时候，客人给了我两百块小费，我攥着那两张皱巴巴的钱，
指节都发白了，走出包厢，靠在墙上，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那是我第一次赚这么轻松的钱，
也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尊严被踩在脚下的滋味。阿霞找到我，递给我一张纸巾，说：“晚晚，
别哭，习惯就好了。干我们这行，眼泪不值钱，笑才值钱。你要学会把眼泪咽进肚子里，
把笑脸挂在脸上。”我点点头，擦干眼泪，重新补了妆，走进下一个包厢。慢慢的，
我开始适应这里的生活。我学会了化精致的妆，学会了踩着七厘米的高跟鞋健步如飞，
学会了唱各种流行歌、老歌，学会了在客人灌酒的时候巧妙推脱，
学会了在客人调侃的时候赔笑应对，学会了把所有的委屈和心酸都藏在心里。
每天下午五点上班，凌晨四点下班，我的生活被切割成两半：白天是沉睡的黑暗，
晚上是霓虹的喧嚣。我见过这座城市最深夜的样子，见过形形色色的人，
见过人性的贪婪、虚伪、脆弱，也见过偶尔的温柔和善意。来歌厅的客人，大多是男人。
有事业有成的老板，有失意落魄的上班族，有寻欢作乐的富二代，有背着老婆出轨的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