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姥爷说出那句话的瞬间醒来的。他说：“老大，你再帮小梅拿三万。她不容易。
”客厅的日光灯还是那种老式的长管，嗡嗡响着，把姥爷花白的头发照得发蓝。
他坐在那张我从小坐到大、皮面都磨破了的沙发上，膝盖上搭着一条毛毯——明明才九月初，
他已经觉得冷了。茶几上的搪瓷杯冒着热气，
茉莉花茶的香味混着这屋子里几十年不变的陈腐气息。我妈坐在姥爷对面，手指绞着围裙边。
我爸站在门口，一只脚已经迈出门槛了，又收回来。他没说话，但喉结滚动了一下。
而我小姨，就靠在姥爷旁边的单人沙发上，翘着二郎腿，
指甲油剥落了一半的脚趾一下一下点着拖鞋尖。她连眼皮都没抬。
“三万……”我妈的声音很轻，像怕吵醒什么。“是借。”姥爷咳嗽了一声，“小梅说了，
周转开了就还。”我站在电视柜旁边，看着这一幕。手心全是汗。我认识这个场景。
认识姥爷咳嗽时偏向左边的习惯，认识日光灯管那一声声细碎的电流杂音，
认识我妈低下头时后颈那颗小痣。我甚至认识接下来的每一句话。我爸会说：“爹，
不是我们不愿意，强子马上要交学费……”姥爷会说：“强子一个小孩，花什么钱？
小梅这边是正事。”我妈会沉默很久，然后说：“那……我们回去凑凑。
”然后小姨会在这时候开口，用一种拖长的、懒洋洋的调子：“姐，你可快点儿啊，
人家那边等着呢。”这段对话在我记忆里上演过无数次。因为这是最后一次了。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十七岁的手，骨节分明，指甲剪得很短，
食指侧面有一道新划的、浅浅的血痕——上午帮妈妈搬蜂窝煤时留下的。
不是三十三岁那只手。
上签过字、在殡仪馆告别厅外攥成拳头又松开、在无数个失眠的夜里摸过父亲遗照边框的手。
我回来了。“……强子。”我妈忽然转过头看我，眼里有疲惫，也有歉疚，
“你先回屋写作业。”我张了张嘴。我想说：别借。那三万块永远不会回来。
他们会一次一次来借，三万、五万、八万，直到姥爷查出肺癌，
直到他把最后的棺材本也掏出来，直到那张借条变成一张废纸，
直到——直到我父亲躺在重症监护室里，因为欠费而停了呼吸机。我想说这些。
但我只是看着我妈。她的头发还是黑的，没有那缕后来一夜急白的鬓发。她的脊背还是直的，
没有被生活压到微微佝偻。我听见自己说：“姥爷。”所有人都看向我。姥爷抬起眼皮。
他看我的眼神总是淡淡的，不像看表弟小辉时那样——看小辉时，
他眼里有一种近乎讨好的慈爱，
好像那个正蹲在茶几边抠遥控器电池盖的十五岁男孩是什么易碎的珍宝。“三万不够。
”我说。屋子里安静了两秒。小姨的脚趾停止了点动。“强子，你瞎说什么？”我妈皱眉。
“小辉欠的钱，”我看着姥爷，“不止三万。他在外面借了网贷，利滚利，拆东墙补西墙。
上个月还拿姥爷的手机给放贷的人转了一万五，姥爷您不知道吧？”姥爷愣住了。
小姨猛地坐直：“你放屁！”我没有理她。我继续看着姥爷，看着他那张皱纹横生的脸，
看着那上面的错愕、怀疑，还有一点点我看不懂的东西——不是不信，是怕信。“强子！
”我妈站起来，“你从哪儿听来的——”“他欠了十三万。”我说，“其中八万是高利贷，
利息比本金还高。”这不是上辈子我知道的数字。上辈子我直到姥爷去世后整理遗物，
才在他的枕头下翻出那张手写的欠款明细。他记在小辉的作业本背面，一笔一笔，密密麻麻，
最后那页有滴干涸的水渍——不知道是汗还是泪。但现在我知道了。
姥爷的手攥紧了毛毯边沿。“你胡说……”小姨的声音尖了，“你一个小孩，你怎么知道？
爹，你别听他瞎扯——”“小辉自己跟我说的。”我撒谎，“昨天他来学校找我借钱，
说再不还钱人家要砍他手指头。”这是谎言，也不是谎言。上辈子，
小辉确实在某天傍晚来找过我。那时我已经工作了，他站在我公司楼下，瘦得脱了相，
眼窝青黑，开口第一句是“哥，借我五千”。我把钱转给他，第二天听我妈说他又去了澳门。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此刻，十五岁的小辉正蹲在茶几边，对大人的争执充耳不闻，
专心地抠电池盖。他不知道几年后的自己会是什么样。或者他知道，但不在乎。
姥爷沉默了很久。日光灯嗡嗡地响。“小梅。”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
“小辉在外头……欠了多少？”小姨的表情变了几变。她看看姥爷，看看我妈，
最后狠狠剜了我一眼。“爹，你别听小孩子瞎说。小辉能欠什么钱，
就是平时买点零食……”“十三万。”我又说，“姥爷，您可以去查他的手机。
转账记录删了也能恢复。”上辈子我妈说过，姥爷至死都不愿相信小辉会骗他。
但我不需要他完全相信。我需要他犹豫。哪怕只有一分钟。我妈的手搭上我肩膀，
想把我拉走。我挣开了。“爸，”我听见自己用一种很平静的声音说，
“你这次帮他们还了三万，下周他们还会再来借五万。下下周借八万。
姥爷的退休金存折在你那儿保管，密码是你的生日，他们总会想办法拿到。
”我妈的手停在我肩上。姥爷慢慢抬起眼睛，看向我。那一刻，
我在他浑浊的瞳孔里看见了自己的倒影。十七岁，满脸倔强，眼眶发红。
我不知道他信了几分。但他沉默了很久。“今天……先不说这个。”姥爷把毛毯往上拉了拉，
“我累了。你们先回去。”小姨急了：“爹！”“回去。”姥爷没看她。我妈拉着我往外走。
我爸跟在后面，路过小姨身边时，他停了半步，终究什么也没说。走到楼道里，
感应灯一层一层亮起来。我妈没说话。我爸也没说话。到楼下时，我妈忽然站住了。
她背对着我，望着那棵种了二十年的泡桐树，很久，才轻轻说：“强子，你姥爷……他老了。
”我知道。我知道他老了，我知道他怕，我知道他一辈子重男轻女，只有小姨生了个儿子，
他怕小姨离婚，怕小辉不认他这个姥爷，怕老无所依。我知道他的偏心不是恨大女儿，
是恐惧本身。上辈子我用了很多年才明白这些。但明白和原谅是两回事。“妈，”我说，
“我不会让咱家再借钱给小姨了。”我妈没回头。夜风把泡桐叶子吹得沙沙响。
我家的钥匙还是那把老式的铜钥匙，要用点力气才能把锁拧开。门开的一瞬间，
黄昏的光从窗户斜斜照进来，照在客厅的缝纫机上，照在窗台的茉莉花盆上，
照在我妈那件洗褪了色的格子外套上。一切和记忆里一样。不，不一样。爸爸还活着。
他正弯腰在茶几边修那个坏了一星期的台灯，电线剥出铜芯，他拿电工胶布一圈一圈缠着。
听到动静抬起头，冲我笑了笑：“回来了？”我站在玄关，换鞋换了一半，忽然动不了。
“强子？”我妈回头，“怎么了？”“没事。”我低下头，用力眨了一下眼睛，“灯油了，
熏眼。”那盏台灯后来被爸爸修好了，一直用到他去世。我把它收在柜子里，再没开过。
晚饭是面条，我妈擀的，我爸浇了肉末酱。我坐在我惯常坐的位置——靠墙，
抬眼正好能看见窗外那棵槐树。八月的槐花早谢了，叶子还绿着。我爸吃得很快，
他干什么都快。吃完饭他把碗一推，说我出去转转。我妈“嗯”了一声，没问去哪儿。
我知道他去哪儿。他要去把定期存折里的三万块取出来。上辈子就是这个晚上，
他一个人去了银行，自助取款机，三万整。第二天一早送到姥爷家，小姨接的钱，
连句谢都没有。我放下筷子。“爸。”他已经在门口穿鞋了。“那笔钱，先别取。
”他直起腰，回头看我。灯下他的脸被阴影切了一半，看不清表情。“姥爷今天说那三万，
是给小姨夫跑运输用的。”我说，“但小姨夫根本没跑运输。他拿钱去还小辉的赌债。
”我爸没说话。我妈从厨房探出头：“强子，你越说越没边了，什么赌债……”“妈，
你明天去姥爷家，把存折密码改了。”“你这孩子——”“改完密码，”我看着我妈，
“再去查查姥爷那张定期存折还剩多少。”我妈愣住了。第二天上午，她去了姥爷家。
我在家等。那三个小时过得比一辈子还长。中午她回来，脸色煞白。
我爸正在阳台给那盆半死不活的君子兰换土，听见门响，手里的铲子掉在地上。“少了多少？
”他问。我妈靠着门框，嘴唇抖了很久。“五万八。”“定期那笔？”“嗯。
”“什么时候取的？”“分四次。上个月初一笔，月中一笔，这个月月初两笔。
”我妈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都是……小辉拿姥爷的手机操作的。人脸识别，
姥爷睡着的时候。”阳台上，那盆君子兰根须裸露，在正午的太阳下渐渐蔫了。没有人说话。
我爸弯下腰，把铲子捡起来。“报警吧。”他说。我妈没吭声。过了很久，
她说：“那是爹的外孙。”“那也是盗窃。”“爹不会同意报警的。”我爸没再说话。
我看着他的背影。他穿着那件洗到发白的蓝色工装，肩胛骨的位置有个指甲大的小洞。
他站在那里很久，最后把君子兰的根埋回土里，一下一下按实。那天晚上，
我妈还是去了一趟姥爷家。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跟姥爷说的。她回来的时候眼睛红着，
什么都没讲，只是把存折密码改了。从那以后，姥爷再没问我们家借过钱。不是不想借。
是不敢让我妈知道。那些需要钱的时候，他都是自己扛着。退休金不够，就动用那点积蓄。
积蓄见底了，就去跟老同事借。他一生好面子，七十多岁的人了，
还要对别人解释“闺女买房子周转一下”。这些是我上辈子在整理遗物时才知道的。
那时他床垫下压着张借条，借款人写着我小姨夫的名字，金额两万，日期是三年前。
没有利息，没有还款日。那张纸皱巴巴的，边角都磨毛了，像是被人翻来覆去看过很多遍。
他还活着的时候，一定也在等吧。有些事变了，有些事没变。小辉还是天天逃课，
小姨还是三天两头回姥爷家“看看”——每次都不空手走。
姥爷的降压药吃完了舍不得买新的，小辉脚上却多了双新球鞋。这些我管不了。
我能管的只有一件事。我爷爷留下的那枚袁大头。上辈子，那是弟弟小远在姥爷去世后，
从老宅阁楼的旧樟木箱子里翻出来的。他那时才十岁，不懂什么钱币价值，只觉得银元好看，
拿去给同学瞧。同学家长是开古玩店的，一眼认出是民国三年的签字版，品相极好。
三百二十万。买家从深圳飞过来，现金交易。我爸拿那笔钱还清了给姥爷治病欠的债，
剩下的存在银行，一分没动。后来我妈用那笔钱供我读完大学。再后来，
我毕业、工作、结婚。小远也长大了，考上了不错的大学。我们以为一切都在慢慢变好。
直到那个电话打来。“请问是张建国的家属吗？
他刚刚在路口被一辆三轮车撞倒……”肇事者逃逸了。重症监护室一天两万。
我妈跪着求护士不要拔管，护士红着眼睛说阿姨不是我们要拔，是欠费系统自动停了。
我给小姨打了三十七个电话。她接了最后一个。“姐夫人呢？”“还在ICU。
”我的声音抖得厉害，“姨，之前姥爷生病时你们跟我们家借的八万，还有那些零零碎碎的，
一共十五万三。能不能先还……”“什么十五万？”“借条都在。姥爷写的，你签的字。
”那边沉默了几秒。然后小姨笑了。“强子，那钱是你姥爷借的，要还你找他去要啊。
他死了，你找死人要去？”电话挂断。我站在ICU门外的走廊里，
听见仪器嘀嘀的报警声隔着门传来。那声音不大，却盖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声音。十五万三。
我爸的命。后来小远卖了那枚袁大头。三百二十万，一分没动，全给我了。“哥，
”他在医院楼下把钱转给我，十七岁的脸被手机屏幕映得发白，“把爸救回来。
”我没能把他爸救回来。太晚了。这是上辈子的事。这辈子，小远才九岁。
那枚袁大头还在老宅阁楼的樟木箱子里，裹着层旧报纸，静静躺了四十年。十月的一个周末，
我说服爸妈带我回老宅帮忙打扫。老宅在郊区，爷爷去世后一直空着，
定期有亲戚帮忙开窗通风。我借口找本旧书，一个人摸上了阁楼。樟木箱子在最里面的角落，
上面压着几摞泛黄的报纸。我的手触到箱盖时，有一瞬间的恍惚。
上辈子小远打开这个箱子时，我正在千里之外的医院守着爸。他是拍照发给我看的，
隔着屏幕，那枚银元在阳光下闪着柔和的光。现在我亲手打开了它。报纸里裹着的，
是一枚“袁大头”。民国三年，签字版。人像鼻尖挺拔，肩章线条清晰，
边齿规整得像刚压出来的。我把它握在手心，很轻，比想象中还轻。阁楼窗户漏进一道斜阳，
照在银元上，把那些细微的岁月痕迹照得分明。头像侧面的英文签名，上辈子值三百二十万。
我不打算卖它。至少不是现在。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枚早就准备好的普通三年袁大头——上周在古玩市场花八百块买的，
磨损严重，边齿都秃了。把它包进那张旧报纸，放回樟木箱子，压上那几摞杂志。
真正的签字版，贴着我胸口的内袋，冰凉的一点。下楼时我妈正在院子里晾抹布，
抬头问我：“书找到了？”“没找到。”我说，“可能记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