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河最后一次走在棉纺厂的主干道上，脚步踏过开裂的水泥路面，发出空洞的回响。
这条路他走了三十七年，闭着眼睛都能数清每一道裂缝的走向。
路旁的梧桐树是他进厂那年栽的，如今已亭亭如盖，
树皮上刻着几代工人的名字缩写——有些名字的主人已经离世，有些和他一样，即将离开。
公告栏前围满了人，像一群等待宣判的囚徒。五十五岁以上的工人被礼貌地请到前排，
仿佛这是某种尊老的特殊待遇。李大河站在人群边缘，
看着车间主任用激光笔指着投影布上的重组方案。
红色光束在“优化人员结构”“提高生产效率”“拥抱智能时代”这些词句上跳跃，
像手术刀在解剖一具还有温度的躯体。“这是时代的选择。
”主任的声音通过劣质扩音器传出，带着金属摩擦般的刺耳感，“不是厂子不要大家了，
是时代不需要老机器了。
”李大河下意识地摸了摸工作服口袋里的棉纱样本——那是他带徒弟时用的教具，
不同支数的棉纱，摸上去手感各异。他的手粗糙得像砂纸，指关节因常年劳作而肿大变形，
但指尖的敏感度依然惊人。他能闭着眼睛分辨出32支和40支棉纱的差别，
能听出织布机哪个部位的轴承该上油了。这些技艺曾是他的骄傲，现在成了他的墓志铭。
散会后，工友们聚在车间门口的台阶上抽烟。老张递给李大河一支红梅，火柴划了三次才着。
“大河，真退啊？”“不退能咋地？”李大河深吸一口，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
带着熟悉的苦涩，“你看见今天来的那些年轻人没？戴着眼镜，抱着电脑，
看我们的眼神就像看博物馆里的文物。”“可咱这手艺……”“手艺？”旁边有人嗤笑，
“现在都是全自动，机器人比咱快十倍，还不喊累不罢工。手艺值几个钱？
”夕阳把车间的玻璃窗染成血色。李大河走进他工作了一辈子的细纱车间，
巨大的机器已经停止运转，安静得让人心悸。他走到自己操作的细纱机前，
机器上贴着“日本制造，1985年”的铭牌，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引进的第一批先进设备。
他记得当时全厂沸腾，大家围着这个钢铁巨兽，既敬畏又兴奋。日本专家手把手教了三个月，
李大河是学得最快的，后来还当上了技术标兵。他用袖子擦拭机台上的灰尘，
动作轻柔得像抚摸熟睡的孩子。这里每一道划痕都有故事：那道深的是1989年夜班时，
徒弟小王操作失误留下的；那片油渍是1997年香港回归那天，
大家围着收音机听直播时不小心打翻的；机器侧面用粉笔写的算式还在，
那是他教徒弟算纱线牵伸倍数时写的……“李师傅还不走啊？”门卫老赵探头进来，
手里拎着串钥匙，“明天拆迁队就进来了。”“这就走。”李大河直起身，
从工具箱里拿出一把扳手——用了二十多年，手柄被磨得发亮。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放回了原处。带走了又能怎样呢？家里的工具箱已经十年没打开过了。走出厂门时，
他回头看了一眼。夕阳下的厂房像一头垂死的巨兽，窗户黑洞洞的，
曾经的喧嚣都沉淀为寂静。门卫室墙上还贴着已经泛黄的“安全生产3000天”奖状，
落款是1998年。那一年，厂子效益最好，年终奖发了三个月工资，
他在职工大会上戴过大红花。八万块补偿金在一个礼拜后打到了卡上。
李大河去银行取了两千现金，厚厚一沓，拿在手里却轻飘飘的。
他想起1982年第一次领工资，二十八块六毛钱，崭新的票子，能买四十斤猪肉，
能让全家高兴一个月。现在这两千块，只够儿子李小河请客户吃顿饭。老伴王秀英倒很高兴，
拿着存折看了又看。“加上咱们的积蓄，能给小河凑个十万首付。”她盘算着，
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来，“省城的房子一天一个价，再不上车就永远上不去了。
”“上车”是儿子常说的词。李大河不太理解为什么买房叫“上车”，但他知道，
这趟车很多人挤不上去。邻居老陈的儿子三十多了还租房结婚，亲家那边闹得很不愉快。
不能让小河也这样。晚上，王秀英炒了四个菜，
还开了瓶长城干红——那是去年小河回家时带的，一直没舍得喝。李大河抿了一口，
酸涩得直皱眉。“洋玩意儿喝不惯。”他把酒杯推到一边。“你呀，就是不肯尝试新东西。
”王秀英给他夹了块红烧肉，“现在时代不同了，什么都得学着点。你看楼下张阿姨，
六十二了还学电脑，在网上卖十字绣呢。”李大河没说话，默默扒着饭。肉炖得很烂，
入口即化，但他尝不出味道。味蕾好像和身体的其他零件一样，正在慢慢退化。夜里，
他失眠了。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那裂缝的形状像中国地图。
他想起1971年刚进厂时住集体宿舍，八个人一间，天花板上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只昏黄的灯泡。那时他们谈理想、谈国家建设、谈工人阶级的使命。现在，
他们谈养老金、谈医药费、谈子女的房贷。窗外的城市彻夜不眠，
霓虹灯的光污染让星空消失殆尽。远处工地上的塔吊亮着警示灯，
像红色的眼睛注视着这座正在疯狂生长的城市。李大河想起小时候在乡下，
夏天的夜晚能看见银河，父亲指着星星说：“每颗星都有它的位置，人也是。”那么，
他的位置在哪里呢？李小河回家取钱的那个周末，带来了一个令李大河陌生的世界。“爸，
你得换个智能手机。”小河从包里掏出一个小盒子，“我给你买了华为，现在都用这个。
微信、支付宝、健康码，没有智能手机寸步难行。”李大河接过那个光滑的金属块，
手指在上面留下油腻的指纹。“我那个诺基亚还能用……”“诺基亚只能打电话发短信，
那是功能机，现在是智能时代。”小河的语气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急躁，“来，我教你。
先开机，对，按这里……”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对李大河来说堪比酷刑。他的手指太粗，
总是误触；眼睛花了，看不清那些小图标；最要命的是，他完全无法理解这套操作逻辑。
“为什么要注册账号？”“为什么要有密码？”“为什么要同意那些条款？
”“你就点同意就行了，大家都这样。”小河第三次帮他找回密码后，额头上沁出了汗珠。
王秀英在一旁打圆场：“你爸笨，慢慢来。小河，你吃饭，菜都凉了。”饭桌上，
小河一直在看手机，手指在屏幕上快速滑动。“爸，妈，跟你们说个事。我可能要跳槽。
”“现在的工作不是挺好？”王秀英问，“大公司，工资高。”“好什么呀，996，
都快猝死了。”小河苦笑，“而且互联网行业，35岁是个坎。我今年三十三了，
得在三十五岁前再跳一次，把薪资抬上去，不然以后更被动。”李大河听不懂“996”，
也听不懂“跳槽”为什么要算着年龄。他那个年代，进了一个单位就是一辈子，
讲究的是“以厂为家”。但他没问，问了也不懂，只会显得自己更落伍。“对了，
房子我看好了。”小河调出手机相册，“89平米，小三居，总价三百二十万。
首付三成九十六万，你们给十万，我自己有二十万，剩下的找同学借，再贷点信用贷。
”李大河听到“三百二十万”时，筷子掉在了桌上。他工作三十七年，
所有工资加起来都没有这个数。“怎么这么贵？”王秀英也惊呆了。“这还算便宜的，
地铁口，学区房。”小河划着屏幕，“妈你不知道，现在房价一天一个价，
这房上周还是三百一十万呢。再不上车，真的永远上不去了。”那天晚上，
李大河把存折交给儿子时，手抖得厉害。小河接过存折，快速扫了一眼：“爸，妈，
谢谢你们。等我站稳脚跟，接你们去省城住。”门关上了，楼道里的声控灯熄灭，
黑暗吞没了一切。李大河站在门口，听着儿子下楼的脚步声渐渐远去，突然感到一阵空虚。
那八万块钱，是他三十年工龄的买断费，是他向时代投降的白旗，
现在成了儿子购房首付的一个零头。王秀英在厨房洗碗，水流声哗哗地响。李大河走过去，
看见她肩膀在微微颤抖。“怎么了？”“没什么。”王秀英抹了把脸，手上全是洗洁精泡沫，
“就是觉得，咱们这辈子，好像白活了。”这句话像一根针，
扎进了李大河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他想起1985年，他被评为市级劳模，
戴着大红花坐敞篷车游街，路边的人鼓掌欢呼。那时他觉得，劳动最光荣，
工人的汗水能浇筑出国家的未来。现在，他的汗水凝固成了八万块钱，
还不够在省城买两个平米。他开始频繁地做梦，梦见自己还在车间里，织布机轰隆隆地响，
棉纱像河流一样流淌。有时会梦见机器突然失控，纱线缠成一团乱麻，他拼命地想解开，
却越解越乱。醒来时，枕头都是湿的，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白天，
他试图找到新的生活节奏。去公园遛弯，看老头们下象棋、打太极、唱京剧。他也试过加入，
但总觉得自己像个旁观者。那些老头聊的都是孙子孙女、退休金、保健品，他插不上话。
他们中有退休教师、退休干部、退休医生，没有退休工人。工人阶级好像从这座城市消失了，
或者被归入了另一个沉默的类别。有次在菜市场，他遇见老工友周师傅。
周师傅在卖自家种的蔬菜，三轮车上摆着西红柿、黄瓜、茄子。“没办法，儿子失业了，
媳妇要生孩子，我不出来挣点，一家人喝西北风啊。”周师傅苦笑着，递给李大河两根黄瓜，
“拿着，不要钱。咱们那批人，就你和我还常碰见，其他人都不知道哪儿去了。
”李大河接过黄瓜，表皮还带着露水，刺扎手。他想起当年周师傅是厂里的文艺骨干，
会拉二胡，每年联欢晚会都有他的节目。现在那双拉琴的手，长满了老茧和裂口。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周师傅问。“不知道。”李大河老实回答，
“也许找个看大门的活儿？”“现在看大门都要六十岁以下的，还要会用监控。
”周师傅摇摇头，“咱们啊，就像这些菜，看着还水灵，其实已经过季了，卖不上价。
”过季。这个词在李大河脑子里盘旋了好几天。他这一生，
经历了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全球化、互联网时代……每次都努力跟上，
每次都以为自己跟上了，但回头一看，还是被甩下了。不是他跑得慢，是跑道换得太快，
规则改得太频繁。智能手机成了李大河生活中的一道难题，也是一面镜子，
照出他与这个时代的距离。第一次用微信支付是在小区门口的早餐摊。
卖煎饼的大妈指着二维码：“扫这里。”李大河手忙脚乱地打开微信，却找不到扫码功能。
后面排队的人开始不耐烦：“老爷子，不行就现金。”“能扫，能扫。”他急出一头汗，
最后还是摊主拿过他的手机，五秒钟搞定。“您这不太熟练啊，得多练练。现在不会用手机，
出门都难。”李大河讪讪地点头，煎饼拿在手里，突然不香了。他想起八十年代，
粮票、布票、肉票，各种票据他管理得井井有条。那时他是家里的“账房先生”，
现在连买个煎饼都要人帮忙。更大的挑战来自医院。王秀英高血压需要定期开药，
以前都是李大河早起排队挂号。现在医院推行全预约制，窗口只保留少量号源给老年人。
他凌晨四点就去排队，排到七点窗口打开，工作人员说：“今天的普通号已经约满了，
您下次手机预约吧。”“我不会用手机……”“可以让子女帮忙，或者去导诊台，
志愿者可以帮您。”工作人员语气温和，但眼神已经飘向了下一个人。
导诊台的志愿者是个大学生，帮他在手机上操作。李大河凑近看，
屏幕上跳出一个又一个界面，要求填写身份证号、手机号、病历号。“还要注册账号？
”他问。“对，一人一号，以后就用这个号预约、缴费、查报告。”志愿者手指飞快，
“大爷，您记一下密码。”李大河记了，但第二天就忘了。再去医院，
又得麻烦志愿者重置密码。第三次时，志愿者虽然没说什么，但叹了口气。那声叹息很轻，
却像耳光一样打在李大河脸上。他开始逃避需要手机的场景。不去超市，去菜市场，
专找收现金的摊位；不去大医院，去社区诊所，虽然药不全；不坐公交，骑自行车，
虽然膝盖疼。他的生活半径在缩小，像蜗牛缩回壳里。王秀英倒是学得快，
不仅会用微信支付，还学会了发朋友圈、看短视频、在拼多多上砍价。“你看这个，
”她举着手机给李大河看，“这个老太太，七十多了，直播卖自己做的辣酱，
一晚上能卖好几百瓶。要不我也试试？我会做豆瓣酱。
”李大河看着屏幕上那个浓妆艳抹的老太太，对着镜头夸张地试吃，
满嘴“老铁”“双击666”。他感到一阵恶心。“咱们不缺那点钱。”他说。“怎么不缺？
”王秀英放下手机，神情严肃，“咱俩退休金加起来六千，你的高血压药、我的降压药，
一个月就得一千多。水电煤气物业费，又是一千。吃饭穿衣人情往来，还能剩多少？
万一有个病有个灾……”“不是有小河吗？”“小河容易吗？”王秀英的声音提高了几度，
“三百多万的房贷，一个月还一万多。他老婆刚怀孕，将来孩子出生，哪样不要钱？
咱们不拖累他就算烧高香了。”李大河沉默了。他知道老伴说得对，但知道和接受是两回事。
他这一辈子，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成了需要被计算的成本、需要被避免的拖累。
2016年冬天，王秀英在晨练时晕倒。送到医院，诊断为脑梗。抢救、住院、康复，
三个月花了十二万。新农合报销后，自付六万。李大河第一次给儿子打电话要钱。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背景音嘈杂。“爸，我在开会，一会儿回你。”小河压低声音说。
“你妈住院了，需要钱。”李大河直截了当。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要多少？
”“先拿两万吧。”“两万……”小河沉吟着，“爸，我现在手头紧，刚交了下季度房贷。
我转你五千行吗？剩下的我想想办法。”李大河挂了电话，站在医院的走廊里。
消毒水的味道刺鼻，LED灯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他翻出自己的存折，上面有三万块钱，
是预备给自己办后事的。他取了两万五，凑够了第一次的治疗费。病房里，
王秀英躺在病床上，半边身子不能动，但意识清醒。“花了多少钱？”她问，声音含糊。
“没多少，医保报了不少。”李大河撒谎。“你别骗我。”王秀英看着他，眼神清澈，
“咱们的家底我知道。这病是个无底洞，不行就别治了。”“胡说八道。
”李大河给她掖了掖被角，“好好养病，钱的事不用操心。”但钱的事，怎么可能不操心？
第二次缴费时，护士说账户余额不足了。李大河去缴费处查询，
清单：西药费、检查费、治疗费、床位费、护理费……密密麻麻的数字像蚂蚁一样爬满纸张。
“有些药不在医保目录，有些检查是自费的。”工作人员解释，“您家属病情比较重，
用的都是好药。”什么是好药？李大河不懂。他只知道，这些“好药”正在吞噬他的一切。
儿子最终又转来一万五，说这是从信用卡里套现的。“爸，真的没有了。
我老婆产检、营养品、月嫂定金，到处都要钱。”李大河看着手机银行里到账的提示，
第一次对儿子产生了怨恨。但怨恨很快变成了自责——是自己没本事，
不能给儿子更好的起点，才让他活得这么累。病友家属告诉他，可以试试水滴筹。
“现在都这样，大病就上网筹款。”李大河不想。他见过朋友圈里转发的筹款链接，
点进去是陌生的面孔、悲惨的故事、触目惊心的医疗账单。下面有人捐款，有人转发，
也有人评论：“又来一个。”“医保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不去买商业保险？
”但王秀英的病情不等人。在护士长的帮助下，李大河学会了发水滴筹。儿子帮忙写的文案，
写得声泪俱下：“操劳一生的母亲，
恳请大家伸出援手……”配图是王秀英年轻时的照片和现在病床上的样子，
强烈的对比像一记重锤。链接发出去后，捐款数字开始跳动。
10元、20元、50元、100元……大部分是陌生人，也有几个老工友捐了200元。
李大河盯着手机屏幕，看着那些陌生的头像和温暖的留言，眼泪模糊了视线。这是生的希望，
也是尊严的代价。筹到八万六时，他关闭了筹款。“够了，不能再要了。”他对儿子说。
“爸，这才一半……”“我说够了！”李大河突然提高音量，把儿子吓了一跳，
“你妈要是知道她成了别人可怜的对象，她宁可死。”病房里安静下来，
只有监测仪的滴滴声。王秀英睡着了，不知道丈夫和儿子为她争吵，
也不知道自己的故事正在无数个手机屏幕上被阅读、被唏嘘、被遗忘。2020年的春节，
疫情来了。最初的消息很模糊，只说武汉有种新型肺炎。李大河没太在意，
他更担心的是王秀英的康复情况。老伴出院后留下了后遗症，右半边身子不太灵便，
走路需要搀扶，说话也慢。康复治疗又是一笔开销，
但李大河已经学会了精打细算：社区康复比医院便宜，理疗仪可以在二手网站上买，
药尽量开医保目录内的。然后封城了。先是武汉，接着是他们所在的省城，
最后连县城也开始管控。小区封闭，每户两天只能一人外出采购。李大河不会用手机买菜。
社区建了微信群，群里接龙下单，微信支付，志愿者配送。他戴着老花镜，
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十分钟打不出一句话。等他终于发出“我要十斤白菜、五斤土豆”时，
接龙已经结束了。“大爷，下次早点。”志愿者在群里说，后面跟着一个无奈的表情。
最后是邻居帮他买了菜，放在门口，敲门就离开。李大河开门取菜时，
看见邻居戴着口罩和手套，站在三米外：“李叔，菜放这儿了，钱微信转我就行。
”他点点头，喉咙发紧，说不出谢谢。不是因为病，是因为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成了被特殊对待的人——不是因为尊重，而是因为危险。他是老年人，是易感人群，
是需要被保护的“弱势群体”。保护的方式，就是隔离。王秀英的情绪越来越差。不能出门，
不能去公园散步，不能和老姐妹聊天，每天对着四堵墙，她的世界缩小到了几十平米。
有时她会突然发脾气，把饭碗推到地上；有时又会默默流泪，
说些“拖累你了”“不如死了好”的话。李大河学会了哄她，像哄孩子一样。他翻出老相册，
给她讲年轻时的故事：讲他们第一次见面，在厂工会组织的联谊会上，
王秀英扎着两条麻花辫，唱《红莓花儿开》；讲他们结婚时，
工友们凑钱送了台红灯牌收音机；讲儿子出生时，
他连夜骑自行车去乡下抓老母鸡给她补身子……“那时候真好啊。”王秀英听着，眼神恍惚，
“虽然穷，但热闹。一个车间的人像一家人，谁家有难处，大家都帮忙。现在呢？
楼上楼下住了十年，不知道姓什么。”“时代不一样了。”李大河说。
这句话成了他的口头禅，用来解释一切他不懂、不适应、不喜欢的变化。
儿子几个月没回来了。先是封城回不来，后来解封了，又说怕把病毒带回来。“爸，
妈身体不好，万一我身上带着病毒……”视频里，小河戴着口罩，背景是办公室，
“等疫情彻底结束吧。”李大河理解，真的理解。但他还是会在挂断视频后，
对着黑屏的手机发呆。屏幕映出他花白的头发、深陷的眼窝、松垮的皮肤。
他想起儿子小时候，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把他举高高，儿子咯咯的笑声能填满整个屋子。
现在，他们之间隔着一层口罩、一块屏幕、一场疫情，还有更多说不清的东西。
疫情改变了很多东西。社区开始推广健康码，进出小区要扫码。
李大河又遇到了麻烦——他不会弄。社区工作人员帮他在手机上安装了支付宝，
申请了健康码。但健康码经常需要更新，有时需要重新填写信息，有时需要重新刷脸。
每次遇到问题，他都得去社区办公室求助。办公室的年轻人换了一批又一批，
态度也从最初的耐心逐渐变得程式化。“大爷，这个很简单，我教您三次了。
”“让您子女帮您弄吧，我们这儿也很忙。”“实在不行，您就少出门。
”李大河真的减少了出门。但他需要买菜、买药、带王秀英去医院复查。
每次出门都是一场战斗：要记住戴口罩、带手机、调出健康码、接受体温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