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活着的死人
陈大平已经三个月没进钢厂的大门了。
不是他不想进，是进不去。门卫老周头把传达室的小窗户拉开一条缝，露出半张脸，说：“大平，你那张卡早就消磁了，闸门不开。”
陈大平站在二月的冷风里，隔着伸缩门往厂区里望。三号高炉的烟囱还戳在那儿，但早就不冒烟了，像个巨大的墓碑。厂区里的草比冬天那会儿又高了些，枯黄着倒伏在地上，有些已经被风吹到了水泥路中间，没人扫。
“我就进去看看，看看就出来。”陈大平说。
老周头把窗户关上了。
陈大平在门口站了半个钟头，最后还是骑车走了。路过厂门口的公告栏时，他停下来看了一眼。公告栏的玻璃碎了一块，里面贴着的通知还是去年十月份的，边角已经翘起来，被雨淋过，字迹洇成一团。但最上面那行红字还能认出来：“关于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脱困实施方案的通知”。
这通知贴出来的时候，厂里还有一千多号人。现在，据说只剩不到三百了。
陈大平四十八岁，十八岁进厂，工龄整整三十年。轧钢工，高级技工，带过的徒弟能坐满两辆大巴。厂里最红火那几年，他一个月能拿七八千，在县城买了房，娶了媳妇，生了儿子。那时候钢厂的人走在街上，腰杆都是直的。卖菜的小贩见了都要多给一把葱，知道钢厂的人不差钱。
现在他骑着破电动车往家走，后视镜里照出他的脸：眼窝深陷，头发白了一半，腮帮子上的肉松垮垮地垂下来。他有时候照镜子，觉得自己跟个死人差不多。
不是真死了，是那种活着的死人。
就像厂里那几座高炉，明明不生产了，但还得有人看着，不能让炉子彻底冷掉，不能把里面的耐火材料拆了卖废铁。上面说了，这叫“保留产能，等待时机”。工人们私底下叫它“僵尸”——不活，也没完全死，就那么在那一戳着，喘着最后一口气。
陈大平就是这僵尸身上的一个细胞。
第二章 最后的留守
钢厂的全称叫“国营红山钢铁厂”，最早是1958年大跃进时候建的。陈大平的爷爷是第一代工人，建厂那年从农村招工进来，一干就是一辈子。他爸接班，干到退休。到了他这儿，是第三代。
红山钢厂最鼎盛的时候，有八千多职工，加上家属，能占县城人口的一半。厂里有自己的学校、医院、派出所、澡堂子、电影院。那时候县城的人找对象，姑娘们一听是钢厂的，媒婆能把门槛踩烂。
陈大平记得九十年代那会儿，厂里发东西，一麻袋一麻袋往家扛。苹果、带鱼、大米、花生油，过年时候还有整只的羊。他在轧钢车间，夏天热得人脱层皮，冬天也得光着膀子干，但那时候不觉得苦。机器一响，他心里就踏实。那声音像心跳，证明这个庞然大物是活着的。
现在，心跳停了。
2015年之后，钢铁行业就不行了。价格一路往下掉，煤、矿石往上涨。厂里开始压工资，先是拖一个月，后来拖三个月，再后来就不发了。陈大平记得最后那次发工资，是前年的八月十五，每人发了五百块钱，说是过节费。从那之后，一分钱没见着。
但厂里不让走。说是在等重组，等政策，等银行放贷。等来等去，等到的是“去产能”三个字。
去年秋天，市里来了工作组，宣布红山钢厂列入“僵尸企业”名单，启动处置程序。那天陈大平也在场，看着台上的人念文件，念到“债务重组”、“人员分流”、“依法破产”这些词的时候，台下鸦雀无声。有人小声问旁边的人：“啥叫分流？”没人答得上来。
后来慢慢就知道了。分流就是让你走。给你几个选项：买断工龄，一次性给几万块钱，从此跟厂里没关系；或者内退，到岁数再办退休，这几年发点生活费；或者转岗，去集团下面的别的厂，但别的厂也在裁员，哪有地方去？
陈大平选了留守。
不是不想走，是不敢走。他算过账，买断工龄能拿不到十万块。他今年四十八，离六十岁退休还有十二年。十万块除以十二，一年八千多，一个
陈大平已经三个月没进钢厂的大门了。
不是他不想进，是进不去。门卫老周头把传达室的小窗户拉开一条缝，露出半张脸，说：“大平，你那张卡早就消磁了，闸门不开。”
陈大平站在二月的冷风里，隔着伸缩门往厂区里望。三号高炉的烟囱还戳在那儿，但早就不冒烟了，像个巨大的墓碑。厂区里的草比冬天那会儿又高了些，枯黄着倒伏在地上，有些已经被风吹到了水泥路中间，没人扫。
“我就进去看看，看看就出来。”陈大平说。
老周头把窗户关上了。
陈大平在门口站了半个钟头，最后还是骑车走了。路过厂门口的公告栏时，他停下来看了一眼。公告栏的玻璃碎了一块，里面贴着的通知还是去年十月份的，边角已经翘起来，被雨淋过，字迹洇成一团。但最上面那行红字还能认出来：“关于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脱困实施方案的通知”。
这通知贴出来的时候，厂里还有一千多号人。现在，据说只剩不到三百了。
陈大平四十八岁，十八岁进厂，工龄整整三十年。轧钢工，高级技工，带过的徒弟能坐满两辆大巴。厂里最红火那几年，他一个月能拿七八千，在县城买了房，娶了媳妇，生了儿子。那时候钢厂的人走在街上，腰杆都是直的。卖菜的小贩见了都要多给一把葱，知道钢厂的人不差钱。
现在他骑着破电动车往家走，后视镜里照出他的脸：眼窝深陷，头发白了一半，腮帮子上的肉松垮垮地垂下来。他有时候照镜子，觉得自己跟个死人差不多。
不是真死了，是那种活着的死人。
就像厂里那几座高炉，明明不生产了，但还得有人看着，不能让炉子彻底冷掉，不能把里面的耐火材料拆了卖废铁。上面说了，这叫“保留产能，等待时机”。工人们私底下叫它“僵尸”——不活，也没完全死，就那么在那一戳着，喘着最后一口气。
陈大平就是这僵尸身上的一个细胞。
第二章 最后的留守
钢厂的全称叫“国营红山钢铁厂”，最早是1958年大跃进时候建的。陈大平的爷爷是第一代工人，建厂那年从农村招工进来，一干就是一辈子。他爸接班，干到退休。到了他这儿，是第三代。
红山钢厂最鼎盛的时候，有八千多职工，加上家属，能占县城人口的一半。厂里有自己的学校、医院、派出所、澡堂子、电影院。那时候县城的人找对象，姑娘们一听是钢厂的，媒婆能把门槛踩烂。
陈大平记得九十年代那会儿，厂里发东西，一麻袋一麻袋往家扛。苹果、带鱼、大米、花生油，过年时候还有整只的羊。他在轧钢车间，夏天热得人脱层皮，冬天也得光着膀子干，但那时候不觉得苦。机器一响，他心里就踏实。那声音像心跳，证明这个庞然大物是活着的。
现在，心跳停了。
2015年之后，钢铁行业就不行了。价格一路往下掉，煤、矿石往上涨。厂里开始压工资，先是拖一个月，后来拖三个月，再后来就不发了。陈大平记得最后那次发工资，是前年的八月十五，每人发了五百块钱，说是过节费。从那之后，一分钱没见着。
但厂里不让走。说是在等重组，等政策，等银行放贷。等来等去，等到的是“去产能”三个字。
去年秋天，市里来了工作组，宣布红山钢厂列入“僵尸企业”名单，启动处置程序。那天陈大平也在场，看着台上的人念文件，念到“债务重组”、“人员分流”、“依法破产”这些词的时候，台下鸦雀无声。有人小声问旁边的人：“啥叫分流？”没人答得上来。
后来慢慢就知道了。分流就是让你走。给你几个选项：买断工龄，一次性给几万块钱，从此跟厂里没关系；或者内退，到岁数再办退休，这几年发点生活费；或者转岗，去集团下面的别的厂，但别的厂也在裁员，哪有地方去？
陈大平选了留守。
不是不想走，是不敢走。他算过账，买断工龄能拿不到十万块。他今年四十八，离六十岁退休还有十二年。十万块除以十二，一年八千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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