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章： 铁皮盒子老街尽头有一家铺子，门匾上的字已经斑驳得快要认不出来。
有人说是“遗憾修理铺”，有人说是“时光修理铺”，但谁也记不清到底叫什么。
铺子夹在一家粮油店和一家理发铺之间，窄窄的门面，两扇木门总是半掩着。
门上挂着一块手写的牌子，上面只有四个字：正在营业。铺子的主人是个六十来岁的老人，
姓陈，大家都叫他陈师傅。他修的东西很杂——钟表、收音机、缝纫机、老式相机、八音盒，
甚至还有那种早就不生产的座钟。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起个响亮的招牌，
他只是笑笑：“能找来的，自然找得来。”陈师傅修东西有个规矩：不收急件。
再急的东西送来，他也要先放在柜台后面，看三天。有人问他为什么，
他说：“东西和人一样，急了容易出错。让它静一静，也让送东西的人静一静。
”三天后如果那人还来取，他才动手修。老街上的住户换了一茬又一茬，
陈师傅的铺子却一直开着。有人说他在这里开了三十年，有人说四十年，谁也说不准。
陈师傅自己也说不准，他只记得刚来的时候，街口的槐树还没这么粗，
现在那槐树两个人抱都抱不过来。这天傍晚，天色阴沉，像是要落雨。街上行人寥寥，
店铺都早早关了门。陈师傅正打算收拾收拾打烊，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推开了铺子的木门。
女孩穿着一件米白色的风衣，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脸上还带着赶路后的红晕。
她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才跨进门来，目光在铺子里四处打量。铺子里很暗，
只有工作台上亮着一盏台灯，光线照在那些待修的旧物件上，投下长长的影子。
“请问……这里收旧东西吗？”陈师傅从老花镜后面抬起头。女孩手里捧着一个铁皮盒子，
盒子不大，刚好能托在掌心。上面印着早已褪色的卡通图案，
依稀能看出是一只兔子抱着胡萝卜。“收什么？”“我不知道。”女孩说，
“这是我奶奶的遗物。她走之前说，这个东西，要送到能修的地方去。”陈师傅摘下眼镜，
仔细看了看那个铁皮盒子。盒子上有一把生锈的小锁，锁眼里还插着一把同样生锈的钥匙。
钥匙和锁锈在了一起，显然很多年没有人动过。“你打开看过吗？
”女孩摇头：“钥匙拧不动，我怕弄坏。奶奶的东西，我想好好留着。”陈师傅点点头，
接过盒子。他对着灯光端详了一会儿，从抽屉里拿出一小瓶油，用棉签蘸了一点，
涂在锁孔周围。油慢慢渗进去，发出轻微的滋滋声。等了片刻，
他又用一根细针在锁孔里轻轻拨弄了几下，只听“咔哒”一声，锁弹开了。女孩屏住呼吸。
陈师傅把盒子轻轻推到她面前：“你自己打开吧。”女孩深吸一口气，掀开盒盖。
盒子里只有一样东西——一张黑白照片，边角已经泛黄卷曲，照片表面有一些细小的裂纹，
像是时光留下的痕迹。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军人，穿着五十年代的军装，军装有些宽大，
袖口卷了两道。他站在一座石桥上，背后是蜿蜒的河水，远处有起伏的山影。他对着镜头笑，
笑容有些腼腆，眼睛弯成月牙形。女孩愣住了。“这……这是我奶奶的？
”陈师傅把照片递给她：“你不认识？”女孩翻来覆去地看，手指轻轻摩挲着照片的边缘。
最后在照片背面，她发现了一行钢笔小字，已经褪得很淡，
需要凑到灯下才能看清：1958年秋，送建国入伍。等我回来。“建国……”女孩喃喃，
“我爷爷就叫建国。可是他在我爸爸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奶奶从不提他。
”陈师傅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她。“这照片后面的话是什么意思？”女孩问，
“等我回来——他不是回来了吗？”陈师傅指了指照片：“你看他帽檐上的影子。
”女孩凑近看。照片上的军人戴着军帽，帽檐投下一片阴影。那影子细长，
不是正午那种短促的影子，而是黄昏时分才会有的斜长光影。但更让她注意的，
是照片角落里一个模糊的影子——像是一个女孩的半边侧脸，正看着镜头外的方向。
那影子太淡了，几乎要融进背景里，如果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这是我奶奶？
”她不确定地问。“也许是。”陈师傅说，“但我也许能告诉你更多。
”他从柜台下面取出一个放大镜，又取出一盏更亮的台灯。在双重灯光下，
照片的细节一点点浮现出来。石桥的栏杆上刻着字，虽然模糊，
但能看出是“永定桥”三个字。桥下的河水泛着粼粼波光，应该是下午三四点钟的太阳。
远处山影的轮廓很特别，像是两座并排的山峰。“永定桥？”女孩想了想，“这桥在城西，
我小时候还见过，后来拆了盖新楼。那两座山，是不是凤凰山？我记得小时候去郊游，
凤凰山就是两座山并在一起的。”陈师傅点点头，从抽屉里翻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
翻到某一页，推到她面前。那是几十年前的一份《江城晚报》剪报，纸张已经发脆，
边缘有些破损。标题是：《永定桥送别：那个没能回来的兵》报道很短，只有三四百字。
1958年秋天，一批江城青年入伍，在永定桥头与亲人告别。送行的人挤满了桥头，
有父母送儿子的，有妻子送丈夫的，也有姑娘送情郎的。其中有个叫李建国的年轻人，
对送他的姑娘说：“等我回来。”那姑娘站在桥头，一直挥手，
直到载着新兵的卡车消失在远处的山路上。1960年，李建国在一次边境冲突中牺牲，
被追认为烈士。消息传回江城时，他的母亲当场晕倒，他的未婚妻却一滴眼泪都没掉。
她后来每年清明都去烈士陵园，在墓碑前坐一整天，直到天黑才离开。那座陵园后来搬迁了，
没人知道她有没有再去。报道的最后一句写着：“姑娘终生未嫁，前年也已离世。知情者说，
她一直留着一张照片，却从不给人看。”女孩的手开始发抖。“这……这是我奶奶？
”她声音发颤，眼眶已经红了，“可是，
我爷爷不是……我爸爸的爸爸不是……”她说不下去了。她想起奶奶临终前拉着她的手，
想说什么，却终究没能说出来。想起家里从来没有爷爷的照片，奶奶也从不过清明节。
想起父亲偶尔提起爷爷，说爷爷是个好人，可惜走得太早，奶奶就沉默着走开，去厨房忙活，
很久不出来。“那个姑娘就是你奶奶。”陈师傅说，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
“你爷爷没能回来。她后来嫁的那个人，不是你爷爷。”女孩的眼泪落下来，
滴在那张泛黄的照片上。她慌忙用手去擦，怕弄坏了照片，可眼泪止不住，一滴接一滴地落。
陈师傅递过一张纸巾，没有说话。女孩擦了擦眼泪，把照片小心地放在桌上。
她盯着照片上那个笑容腼腆的年轻人，看了很久很久。“那这照片……是谁拍的？
”她终于问。陈师傅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不确定。但你可以看看这照片背面，
还有一行字，要用放大镜才看得见。”女孩拿起放大镜，在那行褪色的小字下面，
真的还有一行更小的字。那字迹很淡，像是用极细的笔写上去的，有些笔画已经模糊不清，
但仔细辨认还是能看出来：“替没能回来的人，送还这张脸。”女孩反复读着这行字，
不明白它的意思。“什么叫‘替没能回来的人’？这个人是谁？他怎么知道我奶奶？
”陈师傅摇摇头：“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既然东西送到我这里来，说明有人相信，
我能帮上忙。”女孩沉默了一会儿，把照片小心地收回铁皮盒子里，站起身。“师傅，
谢谢您。这照片……我要拿回去给我爸爸看看。”陈师傅点点头：“去吧。有什么需要，
再来。”女孩走到门口，又回过头：“师傅，您这里，真的什么都能修吗？
”陈师傅笑了笑：“能修的东西，都能修。不能修的东西，也能修一点。”女孩没听懂，
但还是点了点头，推门出去了。外面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雨，细细的雨丝斜织着，
老街上的青石板路泛着湿润的光。女孩撑开伞，慢慢消失在雨幕里。
陈师傅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关上了门。二章 ：红灯牌收音机三天后，
一个中年男人推开了铺子的门。男人四十出头，穿着一件旧夹克，头发有些乱，
眼睛里带着熬夜后的血丝。他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个老式收音机。
收音机的外壳是红色的，已经磕破了几个角，天线也断了，用胶布缠着。“师傅，
这个能修吗？”陈师傅接过来看了看。是那种七十年代常见的红灯牌收音机，
旋钮上的字已经磨得看不清，后盖的螺丝也锈死了。他打开开关，
收音机发出一阵沙沙的电流声，夹杂着断断续续的人声，然后又变成刺耳的啸叫。“能修。
但得等几天。”男人点点头，在椅子上坐下，却没有要走的意思。陈师傅也不催他，
继续摆弄手里的收音机。他用小螺丝刀卸下后盖，露出里面密密麻麻的零件。
电路板上有几处锈迹，电线也有些老化。沉默了很久，男人突然开口：“这收音机，
是我爸的。”陈师傅“嗯”了一声，没有抬头。“他走了一年多了。”男人说，
“我翻他的东西，翻出这个。想起小时候，他每天傍晚都听这个收音机，听评书，听新闻，
听天气预报。后来有了电视，他还是听，说习惯了，收音机里有人说话，家里就不冷清。
”陈师傅抬头看他一眼：“你想把它修好？”“不知道。”男人说，声音有些闷，
“也许是想听听，他听的都是什么。他走得太突然了，心肌梗塞，送到医院已经不行了。
我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陈师傅继续清理收音机，动作很慢。
他用小刷子轻轻刷掉电路板上的灰尘，又用棉签蘸着酒精擦拭锈迹。“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工人。在纺织厂干了四十年。”男人说，“从学徒做起，一直干到车间主任。
厂子倒闭后，他还在家里留着一套工装，说万一哪天厂子又开了，还能回去。
”“一辈子不容易。”男人苦笑：“我小时候不懂，觉得他没出息，一辈子就在一个地方。
同学的父亲有当官的，有做生意的，就我爸是个工人。我嫌他土，嫌他不会说话，
嫌他给我丢人。现在我自己也换了七八份工作，才发现能在一个地方待一辈子，才是不容易。
”陈师傅没有接话，只是继续清理收音机。他把电路板翻过来，检查背面的焊点。
焊点有些已经氧化，需要重新焊接。“他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听过这个收音机？”男人问，
“我是说，我还没出生的时候。”陈师傅想了想，说：“这收音机是七十年代的，
那时候你父亲应该还年轻。那个年代，收音机是个稀罕物件，一般人买不起。
能买得起收音机的，都是条件不错的人家。”男人点点头，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儿，
陈师傅从电路板下面取出一个小东西——那是一张折叠的小纸片，已经发黄发脆，
被压在电路板和外壳之间，如果不是彻底拆开，根本发现不了。男人接过来，
小心翼翼地展开。纸片上是一行歪歪扭扭的字，铅笔写的，笔迹有些颤抖：“小军，
爸爸对不起你。今天不该打你。爸爸错了。”男人的手抖了一下。“这是我爸的字。”他说，
声音变了，“他……他从不认错的。”陈师傅看着他，等着他说下去。
“我小时候挨过他一顿打。”男人说，眼睛盯着那张纸片，“因为什么事我忘了，
只记得很疼，我跑出去，一晚上没回家。第二天他什么也没说，我以为他根本不放在心上。
后来我们父子俩话越来越少，我考上大学去了外地，工作后也很少回来。每次打电话，
都是我妈接，他在旁边听着，偶尔说两句‘注意身体’、‘别太累’。我以为他不在乎。
”他顿了顿，喉结动了动。“他藏在这里……藏在收音机里。他知道我爱听收音机，
小时候每天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听评书。他知道我会打开，会拆开，会修。
他是想让我自己发现。”陈师傅轻轻说：“他一直在等。”男人把纸片小心地折好，
放进口袋。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陈师傅，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肩膀微微抖动。
过了很久，他才转过身来，眼眶红红的，但没有哭。“还修吗？”陈师傅问。“修。
”男人说，“修好了，我要留着。将来我儿子要是问我爷爷是什么人，
我就给他听这个收音机里的声音。我要告诉他，爷爷是个工人，干了一辈子，没赚什么大钱，
但他在收音机里藏了一句对不起。”他走到门口，又回过头：“多少钱？
”陈师傅摇摇头：“第一次来，不收钱。”男人愣了一下，点点头，推门出去了。
外面的天阴了一上午，这会儿终于放晴了，一缕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老街上。
男人站在门口眯着眼睛看了看天，深吸一口气，大步走了。陈师傅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
低头继续修那个收音机。收音机里还在沙沙地响，忽然之间，
传出一段清晰的评书声：“话说那赵云赵子龙，单枪匹马，杀入重围……”陈师傅笑了笑，
把声音调大了一点。三章： 怀表又过了几天，一个老太太被女儿搀扶着，慢慢走进了铺子。
老太太八十多岁了，头发全白，脸上满是皱纹，但眼睛却还很亮。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
虽然旧，但洗得很干净。女儿五十岁左右，烫着卷发，穿着时髦的大衣，
脸上带着一丝不耐烦。老太太手里捧着一块怀表。怀表的表壳是银色的，已经磨得发亮，
边缘有些磕碰的痕迹。表链是后来配的，和原来的样式不一样，颜色也浅一些。“师傅，
这表是我老伴的。”老太太说，声音有些颤，但很清晰，“他走之前说，这表不准了，
让我找人修修。我一直没舍得拿出来。”陈师傅接过怀表，拧开发条，表针一动不动。
他把表放在耳边听了听，里面什么声音都没有。“放得太久了。得大修。
”老太太点点头：“修吧。多少钱都行。”女儿在一旁说：“妈，您就别折腾了，
这表又不值钱，买块新的多好。我爸都走十年了，您还留着这些破烂干什么？
”老太太没理她，只是看着陈师傅：“这是他年轻时攒了半年工资买的。那时候他在矿上，
一个月才二十块钱。他一个月攒五块，攒了半年，才攒够钱。然后跑了一百多里路去省城，
才买到这块表。回来的时候，脚都磨破了。”陈师傅打开表盖，里面有一行刻字，字迹很小，
但很清晰：“赠爱妻淑芬，1962年春。”“这是他送你的？”老太太笑了，皱纹舒展开，
眼睛眯成一条缝：“他这人不会说话，一辈子没说过‘爱’字。就这块表上，
刻了‘爱妻’两个字。那时候刻字还要另外加钱，他舍不得，还是刻了。”女儿在旁边听着，
不说话了。陈师傅把表放在耳边听了听，又用放大镜看里面的齿轮。
齿轮上有一层细细的灰尘，那是几十年时光落下的痕迹。发条已经锈住了，
几个齿轮也有磨损。“这表，停过几次？”老太太想了想，掰着手指头数：“停过三次。
第一次是1965年，他工伤住院，我急得不行，表也忘了上弦。等想起来，已经停了。
第二次是1988年，女儿出嫁那天，我哭了一场，表又停了。第三次……”她顿了顿，
声音轻下去，像是怕惊动什么：“第三次是他走的那天。我守着他，没顾上看表。等想起来，
表已经停了。从此再也没走过。”陈师傅沉默了一会儿，说：“这表，我能修好。
但您得想清楚，修好了，它就走了。过去的那些时间，就真的过去了。
”老太太看着那块怀表，看了很久很久。“我知道。”她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
“可我还是想让它走。他走了快十年了，我每天醒过来，都觉得他还在。吃饭的时候，
我会多摆一双筷子；看电视的时候，我会留着他常坐的那个位置；睡觉的时候，
我会睡他那一边，因为那边暖和。我想让表走起来，告诉我，时间还在往前走。
”女儿的眼眶红了，别过脸去，假装看墙上的老照片。陈师傅点点头，把表收好，
写了一张收据递给老太太。“半个月后来取。”老太太接过收据，小心地叠好，
放进贴身的口袋里。女儿搀着她往外走。走到门口，老太太突然回过头。“师傅，
你这里……是不是来过很多人？”陈师傅笑了笑：“来过一些。”老太太也笑了笑，没再问，
慢慢走出门去。女儿扶着老太太，小心翼翼地跨过门槛。走了几步，老太太忽然站住了，
回头又看了一眼那家铺子。门匾上的字已经看不清了，但她总觉得，
那铺子里有种熟悉的味道，像是很多年前，老伴身上的那种味道。“妈，怎么了？”女儿问。
“没什么。”老太太说，“走吧。”她们慢慢走远了。陈师傅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
回到工作台前，开始修那块怀表。他用最细的螺丝刀，一颗一颗地拆下齿轮。
每个齿轮都有编号，有位置，不能弄错。他把齿轮泡在清洗液里，
用小刷子轻轻刷掉上面的污垢。那些污垢是岁月的沉淀，有灰尘，有汗渍，
有不知道什么时候沾上的油渍。拆到最里面的一个齿轮时，他发现齿轮的背面刻着几个小字。
那几个字太小了，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淑芬，等我。”陈师傅的手停了一下。
他想起老太太说的话：“他这人不会说话，一辈子没说过‘爱’字。”他继续拆下去，
在发条盒的底部，又发现一行字：“这辈子，谢谢你。”陈师傅把齿轮和发条盒放在灯光下，
看了很久。然后他继续工作，动作比刚才更慢，更仔细。四章： 日记一个月后，
女孩又来了。她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才推门进去。陈师傅还是坐在那张工作台后面，
戴着老花镜，在修一个老式相机。相机是德国产的，很老了，镜头上有几处霉斑。“师傅。
”陈师傅抬起头：“是你。”女孩在他对面坐下，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
信封很旧，边角已经磨损，封口处贴着胶带。“这是我奶奶的日记。我找了好久，
在老家阁楼的一个箱子里找到的。”陈师傅没动那个信封，只是看着她。“我看完了。
”女孩说，“原来她一直记得那个人。她嫁给我爷爷——我该叫他什么？
那个抚养我爸爸长大的人——是因为他答应，如果那个人不回来，
他就替那个人照顾她一辈子。”她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
“我爷爷……我是说抚养我爸爸的那个人，他知道这件事。他一直知道。他从来不提，
是因为他答应了那个人，要照顾好她，不再让她难过。”陈师傅轻轻点了点头。
女孩把日记从信封里抽出来。那是一本红色塑料封皮的日记本，
封面上印着“工作笔记”四个字，还有一朵已经褪色的牡丹花。日记本很薄，只有五六十页，
很多页都是空白的。“我奶奶从1958年开始记日记，记到1960年，然后就不记了。
”女孩说，翻开日记本，找到其中一页，“您看。”1958年9月15日今天建国走了。
送他到永定桥头，他说，等我回来。我点头，说不出话。车子开走的时候，
我站在桥上一直看，直到看不见了才回家。妈说，哭出来好受些。可我不想哭，
哭了就不吉利。1958年10月2日收到建国的信，他在部队一切都好，让我不要挂念。
信很短，但他的字还是那么难看。他说想我，说等我给他回信。我写了三页纸，
把村里的事都告诉他，谁家娶媳妇了，谁家生孩子了，地里的庄稼长得怎么样。写完才发现，
他可能对这些不感兴趣。但除了这些，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1958年12月24日今天下雪了，很大。我想起去年冬天，建国给我堆了个雪人，
用煤球当眼睛，胡萝卜当鼻子。雪人化了的时候，他说明年再堆。明年很快就到了，
他却在很远的地方。1959年3月8日收到建国的信，说他可能要上前线了。
让我不要担心，说他会好好的。我把信读了三遍，晚上睡不着。妈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
1959年5月20日很久没有建国的消息了。我去公社问，说部队的事他们也打听不到。
我去烈士陵园看，没有他的名字。我安慰自己，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1959年8月这一页没有日期，只有几行字，写得很乱有人说前线打得很厉害，
死了很多人。我不信。建国说过他会回来的，他从来不说谎。
1959年10月建国妈妈来找我，说她也没收到信。我们一起哭了一场。她比我更难受，
建国是她唯一的儿子。1959年12月快过年了，村里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年货。
妈问我要不要相亲，说隔壁村有个小伙子，人老实，家里条件也不错。我说不要。妈叹气，
没再说什么。1960年3月今天收到一封信，不是建国写的。信封里只有一张照片，
是建国，站在一座山上，穿着军装，还是那样笑着。信里没有字，只有一张照片。
我不知道是谁寄来的。但我知道，建国一定出事了。1960年4月建国的烈士证下来了。
他妈当场晕过去，我却没有哭。我拿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他瘦了，黑了，
但还是那样笑着。他说过等我回来。1960年5月建国妈妈病倒了，我每天去照顾她。
她拉着我的手说，闺女，你别等了，找个好人嫁了吧。我说我不嫁。她说，
建国不会让你等的。我说我知道，但我还是要等。1960年7月建国妈妈走了。送葬那天，
我哭不出来。我觉得我的心已经死了。1960年9月今天有人来提亲。
是建国生前的好朋友，叫陈永年。他说建国出发前跟他说过，如果自己回不来，请他照顾我。
他说他知道我心里有建国，但他愿意等。他说他不要求我忘记建国，
只希望我能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替建国照顾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960年10月我答应了陈永年。不是因为喜欢他，是因为他说的那句话：替建国照顾我。
我想，建国如果在天有灵，也会希望我好好活着。1960年12月今天结婚。很简单，
就请了几桌亲戚。永年喝了很多酒，脸通红，一直傻笑。我看着他，想起建国，
眼泪差点掉下来。永年看见了，什么也没说，只是给我倒了杯茶。1961年之后，
日记本就空白了。女孩合上日记本，眼眶又红了。“我奶奶后来真的没再记日记。我爸爸说，
奶奶很少提以前的事，偶尔说起，也是说那个年代的事，从不说自己。现在我才明白，
她不是不想说，是不敢说。一说就会想起建国。”陈师傅沉默着，把日记本轻轻翻了一遍。
“那个陈永年，”女孩说，“就是我爷爷。我爸爸的爸爸。他真的是个好人。
我奶奶在日记里没写，但我知道，他一辈子对我奶奶都很好。奶奶晚年生病，
他寸步不离地守着，喂饭喂药，擦身洗脚，从没抱怨过一句。他走的时候，
奶奶哭得死去活来，说这辈子欠他的，下辈子还。”陈师傅点点头：“他们都是好人。
”“那个拍照片的人，”女孩问，“您知道是谁吗？”陈师傅沉默了一会儿，
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旧相机，放在桌上。“这是昨天有人送来修的。你看看吧。
”女孩拿起相机，翻来覆去看了看，没看出什么特别。这是一台老式的双反相机，
皮腔已经有些老化，镜头上有几处划痕。她打开后盖，里面空空的，没有胶卷。
“这相机坏了？”“没坏。”陈师傅说，“这是一台特别的相机。它不用胶卷。
”女孩看着他，不明白。陈师傅指了指相机上的一个铭牌，上面刻着一行小字，字迹很细，
像是手工刻上去的：“替没能回来的人，看一眼。”女孩愣住了。“那个送你奶奶照片的人，
”陈师傅说，“可能就是带着这台相机的人。他拍下那些送别的场景，然后在很多年后，
把照片送还给那些等了一辈子的人。”“他是谁？”陈师傅摇摇头：“我也不知道。
这台相机是一个年轻人送来的，他说是他外公的遗物。他外公生前是个照相师傅，
走街串巷给人拍照。临终前告诉他，这台相机要送到能修的地方去。”女孩看着那台相机，
看了很久很久。“我奶奶等的那个人，后来有没有也被人拍下来？有没有一张照片，
也被送还给谁？”陈师傅没有回答。他只是从那台旧相机下面，慢慢抽出一张照片，
推到她面前。照片上是一个年轻人，穿着军装，站在一座边境的山头上。
他的笑容和当年在永定桥头一样腼腆，眼睛弯成月牙形。只是脸上多了几分风霜，
下巴上有淡淡的胡茬，军装也有些旧了。他身后是连绵的群山，远处有炊烟袅袅升起。
照片背面有一行小字，和铁皮盒子里那张照片背面的字迹一模一样：“1960年春，边境。
替没能回来的人，看看想见的人。”女孩的手抖得厉害，眼泪终于落下来。“他没变。
”她说，声音哽咽，“奶奶说，他笑起来眼睛会弯成月牙。你看，他真的……眼睛是月牙。
”陈师傅看着她哭，没有劝，只是递过一张纸巾。过了很久，女孩擦干眼泪，
把那两张照片并排放在桌上。一张是1958年的永定桥，一张是1960年的边境。
一个笑容，两种时空。“师傅，您说，我奶奶最后见到他了吗？”陈师傅想了想，
说：“也许见到了。在照片里。在那个送照片的人心里。在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里。
”女孩点点头，把两张照片小心地收好，放进那个铁皮盒子里。
“我想把奶奶的日记留在这里。”她说，“也许有一天，有别人需要看。
”陈师傅接过那个信封，放在柜台下面。“会有人需要的。”女孩站起身，走到门口，
又回过头。“师傅，您这个铺子，到底叫什么名字？”陈师傅笑了笑，没回答。
女孩也笑了笑，推门出去了。外面的阳光正好，老街上人来人往。
有个卖糖葫芦的小贩推着车经过，吆喝声拖得长长的。没有人注意到这家铺子的门匾上，
那些斑驳的字迹正在阳光下泛着淡淡的光。五章 ：沈明义的相册那个送来相机的年轻人，
是在一个雨夜再次登门的。那天傍晚，天一直阴沉沉的，到了夜里终于下起雨来。雨很大，
哗哗地打在屋顶上，顺着屋檐流下来，在门口汇成一道水帘。陈师傅正要打烊，门被推开了。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站在门口，雨水顺着他的伞边滴落，裤腿已经湿了半截。
他手里捧着一个相册，神色有些局促，像是有什么话想说又不知从何说起。“师傅，
我……我上次送来的那个相机，您修好了吗？”陈师傅认出他来，
是之前送来那台老相机的年轻人。他侧身让进门：“修好了，正等你来取。”年轻人进了屋，
把伞靠在门边，雨水顺着伞骨滴下来，在地上汇成一小滩。陈师傅从柜台下面取出那个相机，
用绒布仔细擦了一遍，递给他。“试试看。”年轻人接过相机，翻来覆去地看，
却没有打开后盖。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师傅，我能不能……再请您帮个忙？
”陈师傅示意他说下去。年轻人把那个相册放在桌上。那是一本很旧的相册，
封面是褪色的红绒布，边角已经磨破，露出了里面的硬纸板。相册很厚，鼓鼓囊囊的，
里面塞满了照片。“这是我外公留下的照片。”他说，“他生前是个走街串巷的照相师傅，
一辈子拍了无数照片，可留给自己的只有这些。我整理遗物时发现的，
里面有很多我不认识的人。”陈师傅翻开相册。照片都是黑白的，有些已经发黄，
有些甚至已经模糊不清。照片上的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的站在家门口，
有的站在田埂上，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扶着老人。每一张照片背后，
都写着一个日期和一个地名，有些还写着简短的话。年轻人一张一张地翻给陈师傅看。这张，
1957年，城东码头，一个年轻的水手站在船头，对着镜头挥手。
背面写着：替他去看看娘。这张，1959年，火车站，一个穿着棉袄的姑娘站在月台上，
眼睛红红的。背面写着：等他回来。这张，1962年，村口，
一个背着行囊的年轻人回头张望，身后是低矮的土坯房。背面写着：替他去看看她。这张，
1965年，知青点，一群年轻人挤在一起合影，笑得无忧无虑。
背面写着：替他们去看看爹妈。一张一张，都是离别。一张一张，都是等待。“这张。
”年轻人指着其中一张，“您看。”那是一张年轻的军人的照片，站在一座石桥上，
笑容腼腆，眼睛弯成月牙形。照片背面写着：1958年秋，永定桥，送建国入伍。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他让我告诉那个姑娘，等他回来。陈师傅的目光停住了。
这正是女孩奶奶收到的那张照片——不，是同一场景的另一张。他仔细看了看，
照片上军人的姿势略有不同，这张是正面，而女孩那张是侧面。显然是同时拍摄的，
一个瞬间，两个角度。“这张照片，您见过？”年轻人敏锐地问。陈师傅没有回答，
只是继续翻看相册。后面还有很多张，每一张都记录着一个离别，
每一张背后都有一个未完成的承诺。有一个抱着婴儿的年轻母亲，站在家门口，望着远方。
背面写着：1970年，小芳和儿子。请转交给她丈夫，他在边疆。
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一个针线筐。背面写着：1963年，
王大娘。请转交给她儿子，他在部队。有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站在学校门口，
